“环保低碳已经走入了深水区，不再只是概念，而是需要确实的依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副主任兼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胡柯华告诉第一财经，如今企业的意愿已经比较强了，如何推动供应链减排，又能和消费者进行沟通、引导消费，对于品牌商而言，碳标签是合适的切入点，也是直接触达消费端的重要一环。
减排的自愿性和主动性之外，欧盟将于2023年对部分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的决议，也倒逼着中国企业为打破外贸碳壁垒提前做好准备。
英国低碳咨询公司碳信托（Carbon Trust）中国区总经理赵立建对第一财经表示，欧盟的碳边境税是把产品的碳足迹作为考量的因素，因此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信息，以标签或其他形式去体现，是打破外贸碳壁垒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碳标签在发达国家逐渐流行，中国品牌的碳标签也开始起步并加速。
有多少产品用了碳标签
赵立建在这两年感受到了国内碳市场的爆发，“过去我们的工作还属于偏冷门的，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关注，我们也接到了和以往相比明显增加的业务咨询”。
与之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速涌入碳中和的行列。最近的几个月里，我国在纺织服装、日用消费品以及电器制造等多个行业的多个产品已开始推进碳标签的工作。
8月30日，江苏博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与江苏开元太阳能照明有限公司拿到了产品碳标签评价证书。两家的路灯产品均获得了正规的碳标签，为他们参与国际低碳经济竞争增加了底气。
8月25日，广州市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获得了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颁发的碳标签评价证书，旗下卫诺香氛洁厕液、宝宝专用洗衣液等6款不同规格产品拥有了碳标签。这也是广州市的首个案例，当时广州根据“生产终端产品、出口量大和业内知名”的原则，选定了7家企业开展产品碳标签试点评价。
7月17日，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向TCL颁发了国内首张电器产品的碳标签评价证书，标志着“碳标签”正式赋能中国电器行业。
6月1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启动了“中国时尚品牌气候创新碳中和加速计划”，将筛选一批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竞争力500强企业优先支持30家重点品牌企业和60家重点制造企业开展气候创新行动，其中就包括：在12个月内开展公司碳排放基线测量工作，制定并执行气候行动规划；开展纺织品全生命周期测评工作，引领低碳产品开发和应用等。
胡柯华表示，目前已有太平鸟、爱慕儿童和伊芙丽三家企业发布了旗下部分产品的碳足迹测评。这些数据由LCAplus系统进行计算、报告生成，符合PAS 2050和ISO 14067标准的要求。
不过，胡柯华坦言，这些碳标签目前还主要是电子版的报告，接下来品牌会尝试使用标签来显示产品碳足迹结果或二维码，让消费者可以直接获得。与此同时，目前产品的碳足迹也只覆盖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阶段，即“从摇篮到大门”，还没有覆盖从消费端到回收甚至再生的全生命周期，即“从摇篮到坟墓”，甚至“从摇篮到摇篮”，这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碳标签如何带来经济效益
碳信托公司开发了国际上最早的产品碳足迹标准及碳标签体系。关于碳标签的意义，赵立建认为主要有三个部分：
首先，从消费者的购买角度来说，消费者能通过碳标签看到产品的碳排放信息，就可以做出更低碳的购买选择，从而倒逼企业的低碳行为。
第二，从绿色供应链的角度来说，以碳标签形式公开的碳足迹，会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采购时更关注采购产品的碳排放信息，也会更青睐有碳减排意识的合作者，从而降低产品整个价值链的碳排放。那么，不只是成品端的碳标签，品牌商和企业也会要求供应商去提供碳排放的数据，从而促进供应链端减排。
第三，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标签，也会为政府的政策和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让政府在采购时选择更多的低碳产品，并给低碳产品提供更精准的优惠政策。
“让企业看到产品的碳足迹信息，并进行生态分析了解供应链过程的碳排放权重，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设定优先级进行改进。”胡柯华表示，有些环节看起来可能比例不大，但一点点小的改进就能给企业带来立竿见影的正向效益。
对企业而言，除了打破外贸碳壁垒外，这些以碳标签为形式之一、同时传导到供应链和消费市场的碳足迹数据，也将让企业收获更多国内的生意。
“碳税更多还是被用在国际贸易端，中国已经有碳交易市场了，不太会在国内推出碳税。”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蒋南青告诉第一财经，虽然欧盟在进口国上很难找到中国的替代，但就企业而言，“你可能会被更有绿色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替代，所以这也是一个商机”。
推广碳标签面临哪些挑战
推广碳标签不乏动力，但并非没有挑战。
一家在欧洲市场上较早给产品贴上碳标签的食品生产商告诉第一财经，企业也想在中国推进碳标签，但目前供应链的碳足迹数据、计算方法，以及能核证的第三方资质还不够成熟。另外，即使有了数据，能否把碳标签放在产品包装上呈现，相关法律法规也尚不健全，“太新了，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
“在纺织服装领域，碳足迹不是新鲜事，但过去缺乏真实可靠的数据，在某些环节也可能是片段性的，企业并不知道怎么给数据参与。品牌商此前也尝试做过相应计算，但即便做出来也是模拟数据。”胡柯华表示，上游的数据获取是一大挑战，近两年来，企业的数字化管理能力有了较大提升，数据的有效性和企业参与度都显著增强，才让碳足迹数据计算变得可行。
在赵立建看来，碳标签涉及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原材料到运输，再到消费使用和废弃回收，所有环节的数据收集和计算能力均存在较大的挑战，但国内对碳排放的重视以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核算自身的碳排放，让产品碳足迹分析和碳标签工作拥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蒋南青提出，要把产品的碳足迹做成标签，不仅需要一个基线标准，而且还需要第三方的核证，才能形成具有公信力和可信度的标签。基线标准也就是整个行业或同类产品的平均碳排放水平，以作为一个参照物，“这需要有行业的大量数据，并且结合调研和分析去做出一些标准，是需要花时间的”。
“英国企业最早做碳标签时，做的也是碳足迹，即碳排放的数字。但很多消费者不一定理解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产品排放这些二氧化碳当量是多还是少，对消费选择没有意义。”赵立建说，后来，碳信托的碳标签经过了进化，现在共有3种标签，一是测算碳足迹和碳排放量多少，以表明企业已在关注碳排放；二是减碳标签，也就是产品现在的碳排量和以前相比，减少了多少；三是碳中和标签，即减排后还剩下的碳排放，通过购买碳抵消额度来中和的情况。
赵立建表示，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关注产品碳足迹和碳标签，但毕竟刚刚起步，在统一标准、消费者沟通、第三方核证以避免“漂绿”等方面还有不少改善的空间。
蒋南青认为，对企业来说，仅仅披露碳足迹也可能会有些顾忌，毕竟生产越多排放量越大，可能涉及的碳成本会更高，也会让主动公开的企业变得被动。如果是展示碳减排的标签，鼓励企业利用再生和减排技术，才能对企业和消费者产生正向的引导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把碳足迹和碳减排的计算做得更高效，中国是有机会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的，为全球的碳中和做出贡献。”赵立建如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