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等待复课到被告知退费，也就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许慧住在北京经开区，她10岁大的女儿是该区某连锁线下培训机构英语班的老学员了。“双减”政策落地后，许慧女儿的补课时间原本想先从周末挪至周中，但最终因一份区域范围内的“禁培”文件，计划落空。

临近开学，8月26日，北京经开区发布“双减”实施方案，明确 “10月1日起，北京经开区范围内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再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各机构做好退费、转型工作”。

这就意味着北京经开区成为北京唯一一个全面禁止义务教育学科培训办学的区域。

“事实上，无论是制定教培‘白名单’的北京，还是全国其他地区，受资质限制，学科类中小机构都难获合法性，同时由于合规的教培机构被定位为非营利性，受资金限制，头部机构的营利空间也被大大压缩，教培行业的想象空间正在加速收敛。”一位业界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

根据教育部等三部门9月7日印发的最新通知，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2021年底前完成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审批及法人登记工作，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前，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行为。

“严格对校外培训的监管，只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培训乱象的根源是考试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和学校间依然存在着不均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年底前动态清零

根据北京经开区发布的“双减”实施方案，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2021年底实现动态清零。

具体包括，从方案发布之日起，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针对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9月开始给予1个月的“消课期”，要求各学科类培训机构利用周一至周五17:30-20:30的时间线上消课。10月1日起，经开区范围内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再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各机构做好退费、转型工作。

9月3日，第一财经记者以家长身份致电北京经开区政府服务“对有办学许可证的学科类、语言类培训机构监督举报”专线，并询问10月份后，区内校外教培周中也无法补课的情况是否属实。相关接电人员表示：“目前看，是这个情况，这主要是针对小朋友的一个减负政策，出于减少学生课后负担和家长焦虑的考虑，如果孩子当真有补习需求，可以选择去其他区。”

除北京经开区外，北京其他区域被列入监管“白名单”内的义务教育学科培训依然合规存在。根据日前发布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压减，动态清零无证机构。”

截至目前，北京已有海淀、朝阳、大兴等12个区公布了首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双减’并没有一刀切取消学科培训，而是让学科类培训回到给学生提供差异化选择的功能和定位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第一财经表示。

那么，北京经开区的“双减”实施方案为何更严格？

互联网教育专家、素履咨询创始人郁苗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北京经开区此次发布的相对特殊的方案或是一种试点型的尝试。作为试点，一般会选在人口相对较少，基础较为普通的区域，这样即使效果不理想，风险也可控。

“经开区文件中讲明了原因，即为学生、家庭减负，着力丰富课后服务，促进教育回归校园。从这一点出发，经开区明确‘年底前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动态清零’的做法，是以此为目的的进一步尝试。”郁苗说。

在储朝晖看来，北京经开区的特殊化有其区域的特殊性。“经开区算是一个较新的区域，它原来的教育基础比较薄弱，近几年，该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旨在提高当地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根据‘双减’精神，校外学科类培训不新批，已经存在严控、逐步过渡的导向，而各地在落实中央‘双减’政策规定时，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措施、方案。”太琨律创始合伙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朱界平告诉第一财经。

事实上，第一财经记者调研时发现，总部设立在北京经开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寥寥，大都为连锁教培机构的分校，如英孚教育青少年英语、励步英语、瑞思英语，截至目前，上述三家教培机构在北京经开区的分校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均未授课、复课。

“目前，只有朝阳大悦城、望京、亚运村华堂、常营天街四家门店恢复6岁以上学科类培训，其他校区还在接受教委审核，具体到是否复课、何时开始复课，仍无法确定。”一名瑞思英语客服人员告诉第一财经。

多地加码监管

虽然北京经开区“明确年底前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动态清零”的做法尚属个例，但各地持续压减校外培训规模、收紧对其资金监管的做法却是一致的。

在9月1日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荫明确表示，教育督导不再是教育部门一家“唱独角戏”。

同日，《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正式实施。据田祖荫介绍，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台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督导权威性、有效性从制度上真正确立起来。

根据该办法，相关教育培训机构若存在超标超前培训、虚假宣传、超期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该机构及其负责人将被问责。在问责方式上，针对民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责任人，还可采取依法罚没违法所得、从业禁止、纳入诚信记录等处罚。

地方层面，为强化教育督导的严肃性、权威性，上海、浙江、四川、广西等地还建立了组织、纪检监察、绩效考核办等多部门参加的教育督导反馈、约谈制度。

其中，资金监管成为各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

早在今年3月下旬，北京海淀区教委联合海淀区金融办向各校外培训机构、各有关银行和相关单位下发《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资金监管的通知》，要求在海淀区全面实施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资金监管，培训机构预付费必须100%接受监管。

根据日前公布的北京12区首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相关监管银行包括光大、工行、华夏、招行、浦发、农行、交行、光大、广发、平安、中信、北京银行在内的12家。白名单中也明确了这些机构的法人性质均为“非营利性”。

据不完全统计，除北京外，已有上海、广州、天津、福建、浙江等超过10个省市出台相应资金监管政策，要求教培机构在银行开立培训费资金专用账户。

9月6日，发改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部署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根据该通知，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并按程序纳入地方定价目录。各地制定的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可不限。

为严格核减不合理成本，该通知还明确，加强对培训机构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成本调查，严格核减不合理成本，包括培训机构人员薪酬、培训场地租金、宣传费。其中，培训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不得明显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教育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广告、营销等成本高企，一度是抬高校外培训学费的重要原因，而校外培训人员的高薪资和高激励政策，则是学校教育系统人才流失的关键，这两条限制落地后，有利于教育人才回归校园、减轻家庭教育培训支出，也督促着教培尽快转型、寻求一条微利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上述业界人士称。

校外培训“熄火”？

“双减”政策落地后，伴随多部门、各地持续加码校外培训监管，教培行业的快速扩张模式被画上休止符。但考虑到部分家长的培优需求、教育的差异化选择等，多名受访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一味地“收紧”并非治本之策，应保留具有合法经营权的校外培训机构合理的生存空间。

根据“双减”政策，要拥有“合法经营权”，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需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9月7日，教育部等三部门进一步明确， 2021年底前完成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审批及法人登记工作，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前，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行为。

“当前，‘双减’对于校外培训的监管措施很严格，但家长的培优需求还存在，如果通过公开、合法的渠道无法满足其需求，反而会让需求转到‘地下’。”熊丙奇说。

储朝晖也指出，在教育改革的当下，不能杜绝家庭通过直接购买的方式获得比较好的教育教学的资源。“要办好教育，就应该在体制机制设置上给灵活性、给空间。”

“双减”之下，义务教育阶段减负、防风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质增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日前曾公开表示，“实际上在风险问题的思考上，我们更多思考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通过‘双减’的系列措施，是不是能够最终实现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整体构建，特别是实现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目标和效益的整体的提升。如果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有真正的实际获得的话，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风险。”

（根据受访者要求，文中许慧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