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全球游客的向往之地。游人如织的香榭丽舍大道、高楼林立的拉德芳斯新区，展现了其蓬勃的经济活力；古今辉映的卢浮宫、改造自废弃火车站的奥塞博物馆、如巨兽般蛰伏于旧城的蓬皮杜中心，则体现了其迷人的文化魅力；对于游人来说，光是在城市中行走便是一种享受，他们可以触摸城市的历史，阅读建筑的故事，或是闲坐于咖啡馆，追忆文人墨客曾经的风采……

然而，事实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巴黎咖啡馆文化，其背后曾是住房危机——正是因为居住面积的局促，花神咖啡馆、双偶咖啡馆、利普咖啡馆……成为了巴黎作家写作的书房、高谈阔论的客厅。

如同世界上很多大城市一样，巴黎也一直饱受各类城市病的困扰。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这些问题更是积重难返：住房紧缺、交通不便，在空地稀缺的情况下，整个城市迫切需要得到修复和更新。是推倒旧楼就地重建新楼，还是在稍远的地区规划新区？新建筑的高度应该以什么作为标准？旧城改造中的士绅化过程是一种必然吗？在郊区兴建大型居民区，是解决住房危机的良策吗？充满争议的伟大工程，会成为流传百世的经典吗？

正在西岸美术馆举行的展览“巴黎建筑（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展现了巴黎如何通过建设来回应这些问题。策展人通过蓬皮杜中心收藏的过去70年间诸多建筑杰作及经典案例，追溯了巴黎这座国际大都市意义深远的演变历程。其中蕴含的经验与挫折，也可与我国的城市发展形成对照，成为极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案例。

“观众可以通过这些的作品，了解到重要的建筑师和建筑，并且也能欣赏到是什么让其与众不同。”本次展览策展人、蓬皮杜中心建筑设计部门研究员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Olivier Cinqualbre）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社会住宅建设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巴黎的黄金时代，文学家、艺术家汇聚于此，不同的文学、艺术流派在这里开花结果。巴黎，也愈发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移民的向往之地。

另一方面，巴黎从1900年开始饱受住房匮乏之苦。此后，战争的侵扰、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政客无暇顾及巴黎的城市化问题，直到二战结束的时候，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据《巴黎城市史》作者贝尔纳·马尔尚（Bernard Marchand）介绍，“（二战结束时）首都有10万套住宅卫生条件不过关，有9万套不能住人的危房仍在使用，超过半数的房屋没有厕所和浴室，居住条件无法令人满意。”年轻人和新移民成了住房危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年轻的夫妇不得不与父母住在一起，而新移民往往只能蜗居于巴黎四周的棚户区，“首都各城门口，火车站后面，各马路沿线，所有的空地上，都有用薄钢板与油毛毡搭建起来的棚子。”

在此背景下，促进住房建设的新政陆续出台，也拉开了巴黎城市建设的序幕。1953年，库朗出任法国建设部部长，提出了经济适用房的概念。当时，技术进步使得建筑公司可以使用更多预制材料，工业化生产方式也让建筑成本逐步降低。但贝尔纳·马尔尚指出，这段时期建设部竭尽全力争取多盖住房，但是对所盖房屋的质量并不上心。

萨塞勒是当时巴黎最出名的居住小区。1954年，这里一次性修建了1.3万套住房，但是，建筑公司并没有为小区配备基础设施。从而导致一种名为“萨塞勒病”的情绪在居民当中蔓延——小区居民感到孤单与失落，他们仿佛被遗弃在一大片单调的板式结构住宅里面，哪怕只是简单的日常采购也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办到。

1958年，一项新的政令对房屋政策作出补充，提出了优先城市化区（ZUP）的概念：住宅小区必须在动工前规划好未来居民必须的基础设施。直至1969年，巴黎大区共有12个优先城市化区和上百个居民小区，这些小区拥有30万套住房，约有140万居民生活于此。

在此浪潮中，蓬皮杜的策展人发掘出不少建筑师留下的创新实验和美学内涵。

1954年政府主持的百万竞赛，试图将50平方米的公寓价格降低到一百万法郎，坎迪利斯、约西奇、伍兹组成的获胜团队在降低建筑成本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了居住空间的多样性、增加了公共空间，这些创想被运用在星城－以马忤斯社会保障住宅区项目当中。而保罗·舍梅托夫设计建造的沙利特之家、让·勒诺迪设计建造的消防站与38个住房单元，则展现了野蛮主义的美学意味。

1973年，政府行政通报强调指出必须确保所建住宅质量，兴建大型居民小区的政策宣告终结。不过，大型建筑群的开发实践又绵延了一阵。在这其中，埃米尔·阿约设计建造的阿约大楼、勒妮·加尤斯特和让·勒诺迪对于卫星城的改造，被称为“巴黎战后的乌托邦建筑实验项目”。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江嘉玮前几年曾经造访过这两处大型居民区，他告诉第一财经，其“社区氛围较差，里面的社群对探访的外来人不友好”。

事实上，回顾该时期的大型居住小区建设浪潮，我们可以看到。针对巴黎战后的大量贫民窟和棚户区而言，大型居民住宅小区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它们毕竟是作为应对灾难性住房危机的一种临时手段应运而生的，在建造之初便没有考虑到长久使用会产生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还是规模庞大、出入不便，贝尔纳·马尔尚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年轻人或者新移民因为条件所限不得不生活在这里，他们感到自己“被‘流放’到了一个既不了解他们也不关爱他们的社会边缘”。当年的“优先城市化区”成为案件频发之地，郊区病直至21世纪依然困扰着法国首都。

即便受到社会问题的困扰，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依然对这批建筑本身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予以了肯定，他告诉第一财经，“蓬皮杜中心收藏这类建筑项目，这一事实本身即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如果有需要，我们的收藏可以有助于人们去识别、保护和修复这批建筑。特别是如果建筑并没有因为一味节省成本而过分地牺牲了质量和技术的话，那么对其保护和保存更是可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蓬皮杜中心对于社会住房的关注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其看来，社会住房始终是值得研究的对象，不过，在那以后，“其研究价值不在于功能，而在于美学。”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各地的建筑师纷纷参与到巴黎的社会住房建设当中，其中也包括日本的SANAA建筑设计事务所、中国的MAD建筑事务所，前者在平坦立面的光滑石膏上开出大小不一的窗户，展现出建筑精致的几何形状，后者则受中国传统艺术山水画精神启发，将森林和河流等自然主题注入到城市当中。

旧城改造更新

对于游客来说，巴黎老城是最令其流连忘返的地方。1853年至1870年奥斯曼男爵对于巴黎的改造奠定了今日老城的基础格局，该区域在过去的70年中也相继经历了再度更新。

二战后的那段日子，市中心的老房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居住者的需求。很长时间以来，行政干预使得租赁带来的收益过低，房东无心对房屋进行维修，房屋质量越来越差，支付能力最弱的贫民阶层被吸引到市中心。但是，市中心的便利交通又决定了它是最抢手的地段，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导致的平均出行时间延长，住在市中心的好处愈加明显，这里的地价不断抬高……

在贝尔纳·马尔尚看来，或早或晚，旧城改造工程会将穷人赶走，将楼房拆除或翻修，最终让房价与地价回归到相适应水平，“这种机制经典而具有普遍性，它不是某种我们可以躲避的阴谋，而是一种必然。”

1955年，天翻地覆的市政改造工程开始了。作为玛莱区最重要的新建建筑之一，蓬皮杜中心是这番巨变的见证者。

玛莱区在早年曾是巴黎政治与生活的中心，但当王室迁往凡尔赛，贵族随之将这个街区遗弃了。18世纪末，手工业者侵占了这里的宫殿，瓜分了不计其数的房间，在宽阔的庭院搭起了修鞋摊，盖起了马厩。

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区域最人声鼎沸之处便是巴黎中央市场，这里被称为“巴黎之腹”，供养着巴黎人的生活。日复一日，农夫、渔民、屠夫和顾客在这里接踵摩肩，周围是海量的肉类、鱼类、蔬菜和其他农副产品。但对法国的君王和统帅来说，它始终是烦恼的源泉。建筑师巴尔塔设计建造这座市场的时候，巴黎只有200万人口，随着巴黎的不断扩张，中央市场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

20世纪，针对中央市场的批评主要围绕两点：第一，它造成了交通大堵塞；第二，菜市场古老的运营方式使其缺少诚信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央市场搬迁，巴黎市中心将多出2.5公顷的空地，这对任何建设者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

1966年，中央市场正式动迁。两年后，政府规划将商家和公共设施整合到地下，在地面修建一个大型特快地铁站，作为巴黎，乃至欧洲的交通网络枢纽。次年，蓬皮杜总统决定将原本修建在拉德芳斯的现代博物馆建在这里，并以总统的名字命名，即为后来的蓬皮杜中心。

在为蓬皮杜中心举办的国际设计竞赛上，年轻的意大利-英国建筑师组合——伦佐·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的方案获得了认可。其设计理念是将所有的建造和流通系统以及楼宇服务系统一起放在外墙面上，从而彻底释放内部空间。与此同时，建筑师也部分保留了空地，将其称为 “城市的呼吸”。

蓬皮杜中心成为了埃菲尔铁塔之后巴黎最具争议性的建筑之一。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告诉第一财经，“在古老的玛莱区，蓬皮杜中心属于’高层建筑’，这一特点受到了批评，”而另一方面，让他骄傲的是，“广场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空间对于文化用途的强大适应性，让不同时代的来访者都可以尽情享用这座建筑。”

此后，蓬皮杜中心对面的巴黎雷阿勒市场（Forum des Halles）也经历了多次改建、扩建，逐渐成为符合规划者理想的兼具交通枢纽、商业、文化等功能的综合体。

随着“巴黎之腹”的改建，1950年代到1970年代，整个马莱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破旧的贵族府邸经过清扫和粉饰，在拆除围墙之后，被改建成了博物馆或行政机构，有些甚至被改成公寓房出售给富裕家庭，平民阶层逐渐迁出这个区域，整个街区的面貌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在贝尔纳·马尔尚看来，玛莱区巴黎老城“修复计划”抬高了地产收益，也加快了市中心街区的社会变革。数十年间，巴黎最贫穷最平民化的街区，成为巴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写字楼和时尚品牌纷纷入驻，餐馆、剧院等商铺也随之兴起。

高层建筑争议

时至今日，高耸于巴黎城市南部的蒙帕纳斯大楼依然充满争议。它是巴黎在老城范围内唯一一栋突破200米的现代摩天大楼。正是它的兴建，开启了关于保护巴黎老城天际线的漫长论战。

1960年代，蒙帕纳斯老火车站面临改建，法航打算在此兴建一栋办公大楼，同时也企图“创造一个城市综合体，使整个地区恢复活力，并作为现代城市文明形式的示范”。

1965年，市议会讨论决定，大楼高度以从荣军院广场无法看到楼顶为宜。这项决定的初衷是保护巴黎景观，却忽略了这栋大楼对周边街区形成的影响。

江嘉玮介绍说，蒙帕纳斯大楼的建造体现了当时的技术高度，其最核心的难点，便是要将大楼庞大的基础和地下轨道交通线路连接，同时保证隧道空间不被200米高的大楼压垮。然而，自从大楼拔地而起，就引发了无穷无尽的争议。“人们走在街道上，抬眼一看就能望见它。很多人抨击它破坏了老城的天际线。大楼落成不久，巴黎就通过了城市规划法案，禁止在老城内再建造摩天楼，所以今天人们看到的巴黎摩天楼，都集中到了老城外的拉德芳斯新区。”

在拉德芳斯兴建大型商业区，最早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位期间的宏愿之一。它意味着，巴黎在保留传统老街区的基础上，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曼哈顿。

新工业科技中心会议中心于1957年通过审批，标志着拉德芳斯改造工程拉开序幕。然而，新商业区的进展极其缓慢。1970年之后，摩天大楼才陆续出现。又过了若干年，人们才发现，从协和广场就能看到这片摩天大楼，它成了凯旋门身后一道无法忽视的风景线。现在登上凯旋门的游客，不仅可以往东俯瞰整个巴黎老城，也可以向西远眺，见证太阳通过拉德芳斯大拱门落下地平线的盛景。

如今的拉德芳斯已经成为巴黎最主要的商业区，就连苛刻的贝尔纳·马尔尚也赞同，整个工程可谓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不仅规划出一个全新的区域，也完全改变了整个城市的格局。

事实上，在巴黎，1960年代就是摩天大楼时代。除了蒙帕纳斯大楼和拉德芳斯工业区，巴黎的北郊、东北郊和东南郊，也都被摩天大楼所占据。

然而，巴黎人并不喜欢摩天大楼，特别是，不愿意居住在高层建筑当中。意大利广场新建的公寓一度难觅买家。而今，居住在意大利广场周边高层住宅里的大多是越南人和中国人。贝尔纳·马尔尚认为，这些群体对新式建筑不那么反感，并且，当时的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选择。而今，意大利广场已是巴黎最大的华人街区。

时至今日，在巴黎兴建高层建筑依然常常引发巨大争议。“最近两个塔楼项目又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指出，“饱受争议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三角塔楼’项目暂时被中断了，而伦佐·皮亚诺建筑工作室的巴黎法院，低调而顺利地，重塑了巴黎的天际线。”

伟大工程利弊

蓬皮杜之后的两任法国总统，德斯坦与密特朗，均热衷于主导各类伟大工程：奥塞美术馆、卢浮宫改建工程、拉德芳斯大拱门、拉维莱特公园（拉维莱特现代音乐城）、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法兰西国立图书馆……这些工程重塑了巴黎的世界形象，也为参与建筑师带来了无尽的声名。

但这类工程也总是伴随着争议。贝尔纳·马尔尚指出，法兰西国立图书馆建筑方案曾招致科研人员和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反对，因其计划虽然宏大，却忽视了查阅档案的便捷性与资料的防潮问题。至于阿拉伯世界中心可以开合的幕墙装置——在展览中有一件展品——为建筑师带来了最热烈的掌声，却造价不菲，且在实际使用中很容易失灵。至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关于其美感的问题也曾一度不绝于耳。

关于美丑的论断有其主观性，贝尔纳·马尔尚认为，在总统工程问题上，有两点值得稍加留意：在宣布推行去中央集权化政策之时，在首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投资是否合理？这些壮观的建筑是否改善了巴黎的生活？在他看来，从这些工程当中获利最多的是旅游部，而非文化部。

在展览的尾声，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小规模的建筑作品。它们也代表了巴黎建筑的一种趋势。法国建筑杂志d’A主编伊曼努尔·卡耶（Emmanuel Caille）指出，近年一些备受瞩目的建筑项目是由私人企业出资兴建的，比如弗兰克·盖里设计建造的路易·威登基金会、安藤忠雄将巴黎证券交易所改建成的皮诺私人美术馆。

更明确的一个信号，则是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由法国建筑组合安妮·拉卡顿和让-菲利普·瓦萨获得，近10年里，他们在巴黎经手了三个旧建筑改造项目，一个是东京宫，两个是社会住宅，他们的工作理念就是“永不拆毁”。或许这也意味着，对于巴黎来说，大开大合的建设可以成就伟大，对于既有遗产的传承与更新，同样是一种伟大。

《巴黎城市史》

[法] 马尔尚 著 谢洁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