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要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的时候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12月5日，在广州南沙举行的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8届全球年会上，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表示：“要激励更多的金融机构，特别是私人机构从事绿色低碳投资。”

徐林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主要的激励问题：一是要使得投资机构，包括企业从事绿色低碳投资所形成的收益，转变成投资者或者企业的收益。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就不足以支持或者激励私人投资机构通过商业化投资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到了中国碳达峰之后，就需要实行比较严格的碳排放额度总量控制和分配制度，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更加全面的碳交易市场，让投资者通过交易市场转化成收益。

二是可能需要把现行的关于能源价格的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现在的能源价格实际上对一些产业领域还实行了能源价格的补贴，这种补贴是不利于节能的，实际上也不利于排放，这样一些价格制度都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制度，在碳排放的目标之下，这些制度可能要做一些根本性的调整。

徐林表示，真正的绿色能源的替代，比如光伏、风力、核电、生物质能源，这些领域中国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展的非常快了，但也要有一个合理的节奏安排，因为这些领域还有一些技术瓶颈还没有克服。

以光伏发电为例，光伏电池板的转换效率目前大概是23%到25%左右，但是可能在未来的6、7年的时间，转换效率可以提高到30%，如果以过快的速度建设各种光伏发电站，当新的技术出来，原来投资形成的发电能力实际上用的是比较落后的技术，但是一个光伏电站它会有20年左右的寿命，所以即便是实现这种新能源的替代，也要有一个合理的节奏安排。

过去十年中国的光伏发电因为技术导致的成本下降幅度是达到90%，现在中国的光伏发电每度电的成本大约是4美分。如果再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光伏发电电池的转换效率可能会达到30%左右，成本就会降低到2美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的进步，而且为未来绿色低碳能源替代煤炭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替代煤炭的过程中，中国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的时间里头，天然气还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天然气虽然是化石能源，但是天然气二氧化碳排放比煤炭要小得多，所以这是中国可能不得不作出的一个选择，徐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