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本来是成团14年的陶身体剧场的大日子。他们计划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进行持续六天“数位系列全演”，包含室内外演出、艺术现场、音乐现场和大众课堂。原本，这将是一场热闹非凡、属于陶身体的舞蹈节。
但一切在疫情中戛然而止。4月28日，陶身体通过公众号宣布，演出取消，陶身体计划解散。当天，杨丽萍的《云南映像》演出团队也正式宣布解散。
陶身体创立于2008年，曾被《泰晤士报》称为“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当代舞界一股强劲的新兴力量”。他们曾受邀在世界各地40多个国家、全球上百个艺术节登台。台湾编舞大师林怀民说，陶身体重新定义了舞蹈，他们是“全新的、独特的，也有中国传统的影子”。
杨丽萍的《云南映像》于2003年首演，一直是中国现象级的舞剧。杨丽萍凭一己之力完成了创作、编排、营销、包装和推广，在舞台上建了一座“行走的民间歌舞艺术博物馆”。《云南映像》团队在海内外的巡演已超过7000余场，无论是商演场次、观众人数，都达到国内演出行业的巅峰。
一个是在全球著名剧场和艺术节获得过诸多赞誉的中国独立舞团，一个是国内舞蹈市场最成功的品牌之一，都在疫情的冲击下难以为继。
“我不想放弃，我知道很多人比我们更艰难……我不是一个害怕困难的人。”在一则视频采访中，63岁的杨丽萍几度哽咽，“这次的疫情真的是太残酷了，太残酷了，没有了舞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
陶身体创始人、艺术总监陶冶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则坦言，疫情带来的艰难，让他几乎每天都在考虑是不是要解散舞团，“这个时代的观众，还需不需要这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我们在坚守的时候，也在自我怀疑。”
疫情之困，艺术家的自救
陶身体舞团最近装修了教室空间，推开门，空无一物的纯白空间内，是封闭已久的味道，脚踩上去都是细细的尘土。
疫情以来，陶身体针对大众开设了舞蹈课程，这是他们在缺乏演出情况下的自救手段，一度支撑起舞团的基本运营费用。他们原本打算装修一个新的教室，在4月面向公众开放，接受更多大众学员。但北京疫情的反复，让这里空关了许久。
几个月里，陶冶一直在全力准备“数位系列”11个作品的全面展演，这是陶身体创立14年来的一个总结与回顾。
陶冶带领十多位舞者，每天排练七八个小时，他和段妮计划重登舞台，演出早年作品《2》，演完这一次，两位艺术家将宣告封箱。但这样的封闭式训练也遭遇了困难，两位舞者因小区封闭而被隔离。陶冶不断调整策略，他能想到的最坏结局是，在两位舞者不登台的情况下，完成全部的演出。
直到国家大剧院宣布五一期间演出全部取消，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几年，我们时常会质疑自己的选择。”陶冶说，他的自我怀疑，来自于独立运营一个舞团的艰难，来自于自己作为舞者身体不可抵抗的衰老，更来自于疫情的打击。
过去，陶身体奔忙在全球，一年最多有40多场国际演出。而在2020年，陶身体取消了全球十多个城市的巡演。
国际市场相对规范与成熟，而国内的现代舞市场则比较小众。疫情的反复导致演出不断延期、取消，国内演出市场的赠票习惯，也使舞团面临很大的票房压力。往往是辛辛苦苦巡演完一轮，只是刚够支付成本。
陶身体想过很多办法对抗困境。先是针对公众爱好者设计舞蹈课堂，又创立起自己的时装品牌DNTY，做快闪店。
对公众来说，陶身体也并不陌生。陶冶、段妮是时尚杂志和品牌热衷的合作对象，他们受邀与李宇春一起登上杂志封面。歌手阿朵有一段火出圈的行为艺术短视频，也是因为参加了陶身体的“无限行走”服装秀。阿朵的短视频一度带火了陶身体，也给陶身体的现场演出带来一些新的观众。
但更多公众的注意力没有抵达陶身体的作品本身，始终还是被碎片化的信息所掩盖。
“创作者可能是用一生去做一个好的内容，但这个内容很容易被这个时代的节奏消费掉。”陶冶说，他不在乎外界如何看待陶身体的作品，他唯一想的就是舞团怎么生存下去。
生存的艰难有很多，第一个就是如何留住并养活舞者。陶身体的舞蹈训练以繁复、严肃和艰苦著称，必须训练磨合三个月到半年才能登台。从创立之初至今，陶身体总共招募过30多位舞者。疫情以来，舞者的流失尤为严重。很多年轻人进入陶身体，密集训练了半年，因各种原因离开，他们又不得不再招人，再培训。陶冶最难受的是，有些舞者后来放弃了舞蹈，彻底改行。
时装品牌DNTY的亏损也是陶身体始料未及的。段妮以创作舞蹈的思维面对服装品牌，更多考虑的是怎么把设计、审美和品质做到极致，忽略了一个全新的服装品牌所要面临的种种难题，从品控、生产、运营到市场销售的一系列繁复流程，对艺术家是新的现实挑战。DNTY的受众范围和市场前景并不符合他们的预期，目前，DNTY已经及时止损，不再开发新系列。
艺术与商业，奢侈的共生
“如果陶身体在最初的几年，作品没有与观众建立联系，媒体也不来报道我们，我们今年还会这么坚定吗？”陶冶认为，陶身体之所以坚守了14年，与观众乃至整个行业的支持密不可分。
2008年8月，陶冶和段妮、王好一起，创立了陶身体剧场。创团的初衷很简单，陶冶想要做一种全新的现代舞，只有纯粹、极致和严肃的身体运动。
创团至今，陶冶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位系列”。“数位系列”从《重3》开始，然后是《2》《4》《5》，每增加一个数字，意味着舞台上多一位舞者。
陶冶坦言，他早已想好了作品《19》《20》的编排，但数字越大，意味着舞者数量更多，舞团生存难度更大。
“我们确实是越来越辛苦。”他说，疫情以来，他们穷尽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仍然入不敷出。早期有人出资支持过舞团，他们也曾以创作的形式完成一些商业合作，但都不是持续和长久的。
陶冶一直期待有商业品牌来支持舞团，他们以艺术创作的方式与品牌达成某种共识，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但这种共生关系的商业合作在国内很奢侈，尤其现在的商业环境并没有那么乐观。”
段妮曾在英国编舞大师阿库·汉姆的现代舞团和沈伟在纽约的舞蹈团待过两年。阿库·汉姆当年解散舞团，想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继续创作，被解散的舞者纷纷回到韩国、南非、西班牙等不同国家。陶冶说，这些舞者回国后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有些给他们提供剧场，有些帮他们建立舞团。
“段妮回国的时候，中国现代舞还是很小众的行业，什么都没有。”陶冶说，这就是中国现代舞行业的现状，“我们需要时间慢慢生长，没办法，你就是前浪。”
上海金星舞蹈团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现代舞团，从1999年成立至今已23年。疫情期间，这支舞团不但能照常发工资，在没有演出的情况下，舞团成员还能编创自己的作品，不为生存担忧。
金星舞蹈团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我来挣钱，让他们安心跳舞”是艺术总监金星对舞者的承诺，她上综艺、做评委、做直播、参加商业活动，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舞团。金星曾把舞团形容为“我精神的自留地”，“每次我回到金星舞蹈团，看到大家都在无忧无虑跳舞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坚持、我的努力是为了什么。”
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十年前就在欧洲巡演创造了上亿票房收入，成为中国演出市场不可复制的现象级作品。2014年，杨丽萍控股的云南文化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在2019年的年报中，云南文化已持续三年亏损。2020年疫情爆发，《云南映象》在昆明的定点演出和欧洲十几国巡演全部叫停，舞团停工大半年。没有商业演出就没有收入，云南文化陷入巨大危机，杨丽萍也曾说，“大不了再卖一套房”。
而今，杨丽萍不得不选择放弃。在宣布解散《云南映象》团队后，4月29日，云南文化的收盘价跌到2.14元，相比2015年6月创出的24.99元/股最高价，跌幅巨大。
谈到在疫情之下要养活一个舞团时，陶冶说，这是奢侈的、也是较劲的。他既想坚持理想，从艺术家和创作者的立场去完成舞蹈事业，也怀疑这种方式是不是有意义，“当你进入排练场，看到那么多舞者，看到这个行业的新人一直在蜕变，那一刻你又会被化解。”
每一天，他都把纠结放在内心，紧盯眼前的任务，一个个解决，默默前行。“数位系列全演”的计划曾是陶冶给舞团未来的一针“强心剂”，但随着演出被迫取消，答案似乎已经明晰。
“陶身体计划解散”的消息成为京沪文艺圈的重磅炸弹，刷屏朋友圈，无数惋惜的声音弥漫，舞团也收到了大量的问候和关怀。
陶身体联合创始人王好说，“舞团的困境仍是实情，我们只能积极筹措，寻求舞团持续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