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以来，随着市区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持续升级，洋泾社区防疫一线的工作量不断吃紧，经理事会审批启动了‘2022年度洋泾社区新冠疫情防控防护项目’。截至4月25日，项目采购、捐赠及代发物资累计71289件，价值312,365.47万元。”

一则于4月25日发布在“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的内容，详细阐述了洋泾社区新冠疫情防控防护项目的发起事由、款项明细、物资去向。

社区基金会是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此轮疫情下，大量社会公益捐助应如何精准、规范、有序地落地？作为街道、居民之间的重要桥梁，社区基金会发挥了怎样的专业价值？

融入基层治理体系

“疫情之前，由于我们长期和洋泾街道、各社区居委对接，设有一些日常公益项目，比如为部分临贫及低收入家庭提供节日物资保障，这些对象的名单我们原先就有。”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任艳萍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疫情期间，除了能及时为这些对象提供物资（省去了排摸时间），基金会还将项目援助对象延伸到了辖区内的2家养老机构和一线工作人员，以保障他们的日常护理、防疫需求。

作为上海首家于2013年8月成立的社区基金会，任艳萍表示，项目能否精准落地是捐助的关键所在，一方面，通过8年运营，基金会已积累了一批资质良好的企业捐助方（如联合超市等），这在疫情期间就可以迅速响应，而常态化的青少年、志愿者培训项目，也为社区工作输送了不少专业力量。

“另一方面，基金会和街道内40个社区维持了良好沟通、合作关系，对于亟需援助的对象也能做到心中有数。普惠型的保供是街道在具体实施的，作为我们社区基金会，理应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支持。”任艳萍说，疫情期间，在强生出租汽车的专业支持下，基金会发出的供给物资均能在半天～1天内抵达居民手中。

（图为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高温天慰问抗疫一线民警）

根据《上海慈善基金条例》中“社区慈善”章节的规定，“城乡社区组织可以通过邻里互助、志愿服务、捐赠等形式，在本社区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鼓励慈善组织对城乡社区组织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进行指导，或者合作开展有关慈善活动”。

为此，任艳萍告诉记者，在前期物资紧张阶段，他们会鼓励一些“家长”“团长”为社区居民服务，“除了帮助这些自组织对接资源外，我们还要为自组织做一些基础培训，以使得他们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去开展居民互助和自筹活动。”

对此，任艳萍则表示，对“家长”“团长”的指导包括，一是确保团购发起、收款合乎流程，这需要在居委会进行报备，由2～3名人员分工协作，且做好购买人的明细登记；二是确保物资供应过程的安全、规范，这需要做好供应商的筛选，产品质量和保质期的审核；三是确保采买全流程的透明化，物资发放到个人时要有名册作相应签收。

仍需逐步完善与培育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官网，目前，上海共有50个注册在案的社区基金会，多分布在浦东、长宁、徐汇等区域，有一些社区基金会则显示“证书已过期”。另据《中国社区基金会报告》的数据，截至2021年7月1日，中国境内总计有187家社区基金会。

“作为供需对接、爱心流转的平台，基金会为基层治理贡献了一部分力量。” 上海金杨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彬告诉记者，“疫情期间，我们基金会收到了来自资本向善爱心人士的6000斤蔬菜捐赠，在当晚做好分装打包，第二天就全部发放到了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手中，最大程度体现了物资‘快进快出’原则。”

（图为上海金杨社区公益基金会接受蔬菜捐赠）

杨彬表示，社区基金会所特有的“信息畅通机制”，可以实现在政社、社企、社社等多方面的供需对接，完善而合规的制度体系，也使得物资的筹集、发放，信息的公开、披露、回访更加高效。

下一步，社区基金会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应有怎样的定位？机制、模式还有哪些完善之处？

上海交通大学国务学院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卢永彬告诉记者，社区基金会是“社区慈善”的有力抓手，上海也是率先将“社区慈善”纳入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城市。

卢永彬表示，尤其是在城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下，社区基金会第一可作为政府职能的一个补充，发挥物资采购、分配等能力；第二可以稳定社区居民的情绪，让居民感觉到需求被照顾；第三可以为基层治理提供缓冲时间，在未有顶层决策之前提前应对。

谈及完善之处，卢永彬则建议，首先，对于社区基金会在社区基层治理上所发挥的作用，相关行政部门应给予重视，相关的行政部门、业务部门需要将彼此间的发展空间、权责义务进一步梳理明确。其次，社区基金会需要设立独立专职人员，目前上海绝大部分的社区基金会负责人都是兼职进行。再次，业务部门也需要思考，如何持续地将社区基金会逐步培养起来，这可以在相关的人力、财政上有一些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