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投资者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领域的“假正经调子”不以为然，以至于他们取笑ESG这三个字应该代表“白眼、冷笑和发牢骚（eye-roll、sneer and groan）”。
英国《金融时报》Moral Money专栏此前提及，这种对于ESG的轻视现在看来是空洞的。新冠疫情颠覆了人们长期持有的许多假设，其中之一就是ESG投资意味着更低的回报。相反，2020年似乎证明了“美德”是有回报的，MSCI新兴市场ESG指数跑赢基准指数。地缘局势日趋复杂，导致公司更需要关注供应链的韧性，而这也是ESG的关键一环。
但目前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并非ESG投资的回报，而是什么才是全球统一的ESG标准？如果ESG信披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就无法进行横向比较。
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又称“达沃斯论坛”）期间，主题为“全球ESG标准是否已经形成？（Global ESG Standards：Are We There Yet?）”探讨了上述问题。参与讨论的嘉宾包括：美国银行主席、首席执行官莫伊尼汉（Brian T. Moynihan），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国际可持续标准委员会（ISSB）主席法伯尔（Emmanuel Faber），英国金融时报Moral Money主编吉莲（Gillian R. Tett）。
ESG信披需要“统一语言”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企业的非财务ESG信息，并且要求企业进行严格的分析和披露。
但是，“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公司、产业不能各执己见，需要统一标准，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全球统一的ESG语言。”法伯尔在论坛上强调。
公司可选择多种可持续报告框架，例如SASB（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CDSB（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GRI（全球报告倡议）、IIRC（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等。公司使用不同的ESG报告框架将导致无法对报告进行横向对比，使公司无法可靠地向所有利益相关方展示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果，以及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在2020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商业理事会（IBC）联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披露准则”，共同确定了一套通用的ESG指标，以便各行业各公司在主流年度报告中使用。该标准包含治理、环境、员工、经济四大范畴指标体系。截至目前，已有150家大公司签署IBC的报告准则。
不过，相比上述标准，成熟的国际会计标准IFRS显然更具号召力。IFRS目前在囊括更多维度，将多种标准整合在一起。法伯尔表示，IFRS基金会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这标志着企业报告将迈进新时代，对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要求将与对财务信息的披露要求一样严格。
2021年10月，G20领导人峰会的联合公报曾明确表示，支持IFRS基金会以TCFD和其他可持续金融标准为基础，制定全球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基线标准。2015年时，金融稳定理事会（FSB，G20会议的执行机构）设立了TCFD，负责为企业披露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提供指引，以降低不当信披导致资本市场对企业价值错误重估引发的资源错配风险。TCFD主要为金融机构所用，例如进行气候风险相关的压力测试等。
管理越发脆弱的供应链
值得一提的是，供应链管理也成为ESG的一个重要话题。
“公司需要更关注自己的供应链。但其实本来也需要如此，因为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企业本就需要确保未来的供应链更有韧性。”吉莲表示。
她此前也提及，为了获得较高的ESG评级，企业通常需要审计其供应链、雇员实践和内部物流，并在必要时作出改进，它们还必须准备详细的ESG报告，以遵循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等框架。
沃尔玛（Walmart）是这方面的典型。3年前，当该公司承诺到2025年将碳排放削减18%时，它发现供应商占了其碳排放的90%。于是沃尔玛创建了一个名为Gigaton的平台，对供应商进行持续审查。该公司目前与2300家供应商合作，争取到2030年减少10亿吨碳排放。
吉莲表示，企业的这类ESG举措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此类法务审计为企业提供了企业与供应商关系的详尽信息，而这正是应对新冠疫情等冲击所需要的。Gigaton平台不仅减少了碳排放，而且在更广泛的层面提高了沃尔玛的韧性。
具体而言，应用最为广泛的国际排放核算工具温室气体（GHG）核算体系，将温室气体排放分为三类或三个“范围”。范围一，用于核算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产生的直接排放量；范围二，用于核算企业外购电力、蒸汽、供热或制冷的生产而产生的间接排放量；范围三，包含企业价值链中产生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量。
这一问题对中国企业亦有不少启示。多家第三方ESG评级人士此前对记者提及，一些海外上市的国际中大型制造业企业，其总部在环境方面的减碳承诺必定会施加到全球的工厂及供应链中，需对自身供应链发起问卷调查，要求位于国内供应链上的企业也能提供碳排放信息，这给相关企业造成不小的压力。基于不同的区域，排放源和排放系数都不尽相同，达成统一披露标准颇有难度。此外，由于大量制造业公司处在供应链的上中游，其下游的上市公司也对其提出了披露环境信息及减排的要求。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出口在中国GDP中占了较大比重，因而中国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来自海外下游客户的披露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