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疫情，我现在应该是在采风、筹备新电影，月底还要去首尔参加执导影片的韩国首映仪式。”上海籍导演周文武贝说。

目前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导演杜金穗刚谈好了一部动画电影的摄影指导工作，合同条款才拟好，就碰上了上海本轮疫情。

“再次开业后，面对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疫情、片源的困乏，能够维持收支平衡、让影城能够继续开下去，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中影国际影城上海合生汇店经理王尧棋说。

暂停的拍摄项目、停业的影院、日渐失去信心的投资人……连续几年的疫情已让该行业出现了产量萎缩和人才流失，而今年上海的疫情更是让一大批电影行业从业者的工作“宕机”了。这一次，他们是否能走出谷底？

落差

5月28日，综合灯塔和猫眼等平台数据，2022年全国院线电影总票房突破152亿元。2022年已快过半，全年若要赶上2019年643亿元的全年票房成绩，还差得很远。

刚经历过春节档的提振，上海本轮疫情发生了。

王尧祺经营自家影院已经整整6年了。9个厅、1383个座位，早在疫情来临前的春节档和暑期档，是曾出现过座无虚席的情况的。

2020年影院复工以后，75%的上座率限制着，“大片”的数量也有限，疫情前的“盛况”难以复制。谈及疫情之后影院的经营状况，王尧棋说，2021年其实比2020年的还是好了不少，因为2021年最起码是一个完整年，但是比2019年票房还是损失了1500万。

“3月10日晚上，上海影院关门之前，我还去找了一家能看的影院，看了一下《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是从事电影文化策展的雷力今年看的最后一部电影。

3月10日上午雷力还在影院办公，下午所在影院就关门了。雷力所在的影城日常除了播放电影，还会举办一些沙龙聚会，开设一些与影视相关的知识普及活动。该影城3月初想做“映后谈”活动的时候，不得不把活动改为线上了。除此之外，影院其他的讲座类的活动也陆续暂停了。

“这几个月，影城是没有任何收入的，我们现在都在拿最低工资。目前，我们员工在家还是有一些策划方面的事情要做，为复工作一些准备。”雷力说。

影院停业期间，王尧棋最担心的则是设备的维护问题。“其实全国的电影院陆陆续续关开关开已经好几年了。电影院的放映机等设备是需要一些基础的维护的，现在都耽误了。而且上海马上要进入梅雨季节了，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零件需要更新，会产生设备的损耗支出，所以说这方面的担忧会比较大。”

除此之外，人员工资和房租是一笔停业期间也“逃不掉”的开支。目前中影国际影城上海合生汇店的全职的员工大概是21名。全职员工在疫情期间还是能够领取基本工资。另外，疫情过后，影院的房租需要和商场方协商减免。

疫情期间，对于雷力所在的日常有着沙龙活动的影院来说，是否可以用线上的方式去弥补线下活动取消的缺憾？雷力认为这很难。“因为大部分影院本身是没有资质做线上放映的，而且影院本身提供的就是线下的体验，如果要迅速地转到另一个业务上，并且让它来形成现金流，是很困难的。”

当然，不同的影院有不同的做法。有一些院线隶属的集团的模式本身业态就是多元的，但是有一些传统的影院，多元化经营是非常困难的，它的人员组织架构、技术条件都不合适去做多元化，所以转型是很困难的。

院线端的票房是反映电影市场情况最直观的参数，而创作端的从业者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感受也颇深。

周文武贝说：“首先，在策划开发阶段就会遭遇各种风险因素，因为电影的产业链是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我们疫情期间无法像以前那么自由地去往各个城市，与演员、合作方、投资方接触。其次，电影的立项、审片的时间也因为疫情大大延长了，导致上映日期严重滞后。再者，电影首映礼受到限制，演员不方便跨省市路演，发行人员不便出差等等，宣发工作也会打很大折扣。”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文武贝导演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比原先计划的档期整整晚了2年多才上映，最终票房没有达到预期。“一方面是疫情导致当时整个电影市场十分惨淡，全国电影院开的数量不到一半，总场次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市场预期大为降低，宣发资金投入大为减少，宣发手段也变得单一。最致命的是因为后延2年多面世，题材的现实针对性降低了，新鲜感大打折扣。总而言之，票房潜力被大为削弱了。”

停滞

疫情让整个电影产业链流程的风险成本、时间成本大大增加了。对于内容制作端来说，首先最直接的影响是拍摄的暂停，此外，前期筹备和后期剪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纪录片导演兼制片人杨洋在上海经营一家工作室，她和工作室的伙伴们刚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调研，就等着开春了开拍纪录片，没想到3月份却被疫情影响了。

“现在，我在家里基本上和团队一周沟通一两次。虽然不能拍摄了，但是我会让团队去配置项目，做一些前期策划工作。”杨洋说。

暂且不说拍摄和制作环节，杨洋认为，线下交流对于创作环节也是很重要的。“创作这个行业有很多很有意义的对话是从闲聊开始的，所以，当人与人之间变成纯线上交流的时候，你看不到人的神情，人跟人之间没了一些手势、走路等行为举止上的互动，只有平面的眼睛对眼睛的交流时候，就丧失了很多的灵劲儿。”

上海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师章漱凡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本来有一个计划是今年春天去甘肃进行田野调查，现在被耽搁了。其实影视工作前中后期都会受疫情影响，而拍摄工作会尤为明显，完全不能进行。这个行业规律是必须要有拍摄的，拍摄是需要到处跑的。”他说。

电影导演卓澜也有相似的感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肯定是拍摄过程。拍电影肯定得去外面拍，当我们想展示一些自然景观的时候，在城市里面是一定做不到的，这些是很硬性的条件。”

导演邹静目前正在居家修改剧本，“无数的家务导致我没有个人时间进行剧本创作，常常要等到孩子睡觉以后，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开始工作，严重影响了进度。”

意大利导演Ale目前长期在上海居住，除了做导演以外，他偶尔也会做演员。“有一个片子是要在河北拍摄，我本来是要过去当演员，这次由于疫情我没办法过去了，所以现在拍摄时间还没定。”

Ale说，他有一些电影节参赛作品的申请截止时间是6月，5月底如果做不完后期，可能会影响参赛。“如果说要硬着头皮去参加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效果会打折扣。我现在只能在家里做比较基础的剪辑工作，但是有些后期录音其实还是需要到专业的录音棚里录。”

除了已经在运作过程中的项目进度停滞，疫情还让Ale失去了很多机会。“有些外地的经纪人会联系我问我是否有空，然后我说我在上海，就只能错过。”

转型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李文嘉曾经参与过电影项目的拍摄，但他告诉记者，其实上一次拍电影已经是2020年的事情了，后面主要接的是广告项目。

“原以为说影视寒冬也就几年，但是疫情一来又更加延长了时间。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手上得有现金，不然很难活下去。”李文嘉说出了他暂时“放弃”拍电影的原因。

“我今年上半年的收入会腰斩。因为3月份的拍摄取消了一半，然后4、5月份没有任何工作，不过目前已经接了6月的工作。”李文嘉稍微感到了一丝安心。

而卓澜的感受是：“不是说从业者都不想做电影了，肯定是要做的，但是可能很多环境的问题导致了这种情况。譬如最近几年影视行业整体的资金是不够充裕的，一些从业者也转行做KOL或是去读书再深造了。”

李文嘉只是行业的一个缩影，近几年，影视行业整体的创作的热情都不是很高。除了创作端的编剧、导演转行拍广告、做KOL，2020年走红的“直播带货”也吸引了一批演员的入场，不少演员因为疫情接不到戏，纷纷利用自己在颜值和口才方面的优势，做起了带货主播。

“比较在意收入这部分人，他可能会逐渐淡出影视行业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做网络剧的、拍广告的其实都不算特别淡出这个行业了，甚至还有很多人去游戏公司了。”

周文武贝也对行业人才的流失感到担忧，他说：“影视行业，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本试错的创意工业，没有一定的数量，就不会有长期的质量。就像运动员一样，拿奥运冠军的永远是少数，但需要这个底座使得偶然转化为必然。现在就怕人和钱一旦离开进入其他领域，也不会因为这个行业稍微好一点就回来，他们会观望。除非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和市场刺激手段，否则整个行业要重新回到前几年的上行通道，已经很难了。”

坚守

依然坚守在行业里的从业者们都在尽力完成工作。

章漱凡前一段时间需要给《神奇动物在哪里》在中国放映的IMAX版本做一个短片，然而他的工作电脑在车上，而他的车停在小区外面，现在是拿不回来的。所以他只能用家里的电脑剪辑。“它总是死机，硬件运作很慢，最后花了平常10倍的时间，把东西做出来了。我用工作电脑渲染同样的一个段落，可能大概需要6分钟，家里的电脑就需要90分钟。”

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文化的海外交流。

周文武贝执导的一部电影5月28日要在韩国举办首映，本来他应该作为导演去现场交流，现在只能远程视频连线。为了把这个片子的放映物料给到韩国方面，他在家费尽心机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才搞定。

“首先，我们现在只能通过网络传输。然而文件很大，网络传输很慢，需要几天几夜，而且容易中断。我曾去小区说明情况开了出门证，去公司传过一次，但是公司不能过夜，只能待两个小时，结果次日还是传输中断。最后找到一个家里有专业级网速的朋友帮忙，却叫价两百也找不到闪送。不得已再次开了出门证，我亲自开车绕道50多公里路，先到奉贤，再到南汇，最后才从一条小路绕进闵行浦江镇，把硬盘送到朋友手上，最终成功通过快线上传至韩国，终于保证了5月28号的顺利上映。”周文武贝无奈地说。

一些从业者开始把握在手里的牌重新盘算了。

杨洋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疫情让我意识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局势，所以我们为了化被动而为主动，就要把握在手里的牌重新盘算了。一方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上海及周边的项目，活动范围更小，可以制作比较灵活的一些短片。此外，表现形式方面，我在考虑一些片子是不是可以用动画的形式，因为我的笔杆子和我的工作室是我绝对可以把控的东西。剩下把控不了的，就应该交给技术来解决。”

卓澜之前和伙伴一起做片子的时候，比较依赖于线下开会，因为她觉得这样效率高，但现在她不得不开始学会科学利用网络功能，譬如线上会议、线上文档去完成所有的工作流程。所以，利用线上工具的这个方向在疫情后肯定是得继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之后万一还有疫情了，对工作的影响小一点。

卓澜还注意到，虚拟制片是近几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若能广泛运用，或许能够对行业发展有所促进。

“就是把那些利用编程工具实时展示影像的模块，装载到摄影机上面。在拍一些特效场景的时候，其实演员的背后有一些大的屏幕，它的影像是会随时变化的，所以不需要十分依赖真实景观就可以做出来。这个技术发展到现在可能有四、五年了，但是大部分还是外国的团队做得会比较多，虚拟制片技术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投入。如果很好地利用了虚拟制片，未来电影的拍摄可能可以节约不少人力，也适合疫情之下对聚集活动有限制的情况。”卓澜说。

疫情期间，当然也有对行业持长期乐观态度的公司继续投掷砝码。5月23日，华谊兄弟（300027.SZ）与华胜天成（600410.SH）宣布成战略合作，将基于华谊兄弟的影视创意基因和华胜天成的云计算科技，共同打造国内影视虚拟世界（云内容）开发运营品牌。其中，数字化科技还将应用于影视制作、实景文旅项目等华谊兄弟既有业务中。

等候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影视相关公司的注册量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2019年至2021年注册量分别是13.5万家、11.6万家和11.4万家。截至五月中旬，2022年全国影视相关公司新注册3.7万家。

目前，我国影视相关公司总量94.1万家，现存68.3万家。其中注册地位于上海的总量有3.88万家，现存2.65万家。

作为运营一家小工作室的独立导演，周文武贝说，随着两年多来疫情导的致悲观情绪的蔓延，现在除了极少数的头部商业项目和政府主导项目不愁资金之外，整个市场面临投资意愿急速下降的局面。如果资金持续流失，就意味着产量萎缩和人才流失，行业将陷入恶性循环。

实际上，早在疫情发生的前两年，资本对影视行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彼时，“影视寒冬”的说法已经出现。近几年，疫情的来袭则进一步加剧了影视行业的洗牌和尾部公司的出清。

2021年6月11日，光线传媒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长田曾在第四届中国影视资本峰会上表示：“2018年下半年开始，整个影视行业的投资急剧减少。几乎很少有公司在创立初期或者是运营期间，能得到外面的股权投资。原来的大规模融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

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海外电影市场于今年三月以来逐步复苏，部分投资人开始关注并投资海外电影，又进一步分流了影视市场的资金。

那么，中国电影票房市场是否能靠国外大片“救市”呢？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大片在中国还有不小的市场，但我国电影观众在整体上对其的接受程度却在逐渐下降。“电影观众主力，大多是20岁到30岁的这个群体，30岁到40岁则属于第二梯队。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大片的“杀伤力”对新一代的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来说还会有所降低，他们肯定不会像过往代际那样对好莱坞有着如此震惊的体验了。

在周文武贝看来，2020年以前很多好莱坞大片都选择在中国市场优先上映，因为那时好莱坞大厂特别看重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但现在受多重因素影响，这样的局面将不复存在。由于档期和审查原因，好莱坞大片的宣传周期十分有限，接近“裸发”，相对国产电影也越来越不占优势。更多的海外优秀电影等到中国市场上映时，观众往往已经通过网络盗版看过了。

而对于王尧祺等产业链下游的影院运营商来说，资金的回流也需要时间。“即使影院开业之后，观众肯定是要全程佩戴口罩、不能饮食，所以靠售卖食品饮料的利润也会减少很多。至于衍生品的售卖带来的利润也微乎其微，能够拯救影院的还是票房。”王尧祺等待着。

由此可见，目前业内最需要的是更多的高质量影片和观众观影热情的回归，毕竟票房才是拯救电影行业的最佳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