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在上海本轮疫情封控期间一直没有停歇，作为一家大型零售企业的采购主管，他在24小时驻店工作了2个月后，最近刚刚回家。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零售采购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如何抵达居民的最后一公里，是最大的难点。这期间有正规商家，也有问题商家，社区团购成为封控期间的主流购买方式，但也涌现出‘黑心团长’，我们不少业者都经历了整个过程。”王伟回顾道。

6月开始，上海全面复工复产，商家和采购都在逐步复苏，业者们在恢复营业的同时，也与第一财经记者复盘了过去2个月内抗疫物资采购的整体产业链和环节，希望未来能规避风险，推动市场有序健康地发展。

资质与手续

在上海实行封控期间，物资采购主要有两类，一是政府采购，为给居民发放物资；二是居民自己的私人采购，其中以社区团购为主。无论是哪种采购，作为物资供应方，都应该具备资质与合格的商品。

“正常的资质审核，要审核供应商的营业执照、生产厂（审厂）、商品、包装甚至是运输能力等，且不同品类的商品，审核的重点和标准也不一样，比如果蔬、肉类、干货、烘焙等都不同，需要专业采购人员来审核。封控期间，最好优先考虑属于上海市商务委的保供白名单上的企业来采购。”王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而申请保供企业资质或对接政府采购、社区团购的采购等都需要一定手续和流程。食品品牌“理象国”方面透露：“我们按照申请保供资质的流程来提交审核到完成申请，拿到资质，这中间的审核很严格，有补充提交过几次资料供审核，好在我们品牌基础好，从产品到口碑都是有从数据、评分、消费者评价等等的有力证明，最终拿到了资质。”

社区团购审核方面，居委会应该对于“团长”和供应商有资质审核，包括上述营业执照、生产厂（审厂）、商品、包装等，有一些小区居委会每日公示通过审核的“团长”、供应商的消息，而有些居委会虽然没有公示，但也会审核供应商资质。据上海浦东新区耀华三村居民区公众号介绍，符合保供要求的供应商必须要有“四证”，分别是保供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食品生产许可证。南京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艳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们的上海公司参与了上海某街道的物资保供，南京凡泰负责在江苏采购金锣火腿肠等部分物资。正常流程之下，保供企业要向街道提供保供产品清单、并附有质量检测报告，具体采购方案由街道决定。下单后，保供方则要保证供应的速度，公司都是车辆守在金锣工厂里，连夜生产连夜装车送往上海，以确保时效。街道方面会安排专门人员专门对接，因此从下单、运输、到街道付款结账，整个流程都非常快。

而供应商也要对“团长”的身份和行为有所审核与约束，比如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大润发、百联、永辉和盒马等大型零售商会有一套正规的团购流程，要求“团长”提供个人信息，签订相关的协议，不允许“团长”赚取中间差价。

采购与审核

然而，不少业者和消费者反馈，并非所有的供应商都具备资质，也不是所有“团长”都会签订协议。有不少供应商存在“营业执照模糊不清”、“营业执照和食品许可证名称不一致”等问题。

第一财经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在封控初期，上海各个区都在陆续发放物资，居民们也很焦虑地等待。而要完成从公司资质到商品生产厂、商品质量检测等一系列流程，需要一个过程。且封控期间，采购方也难以抵达线下的生产厂，难以实地验货。“这种在线考察模式存在风险可能的，毕竟实体情况如何无法知道。”零售业资深分析人士沈军透露。

“面对大量的物资发放和采购，通常一家企业难以统一承接，且不少小区居民人数众多，超过2000～3000人规模的小区，再集合成街道、镇甚至到区，不论是统一物资的采购还是团购，都是巨大的采购量，短时间内都很难由一家保供企业来100%承担。这其中的采购难免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有接近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4月发生了保供物资中出现劣质猪肉事件。“劣质猪肉事件就很典型，有业内朋友说最初采购方也接触过几个大型的正规供应商，但需要短期内备大量货品非常难，正规供应商的流程长且供货量也有限，或许是出于快速解决问题的目的，于是采购方另觅供应商，却不料出了问题。”上述接近人士表示。

此外，采购是非常细分和专业的业务，如果不懂商品，就难以做采购。盒马、家乐福、大润发、永辉等企业内部人员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就猪肉而言，不同部位如何切割，价位怎样都很有讲究，有些部位不适合食用，有些则可以食用但口感与烹饪方式不同。且生鲜商品还需要注意冷链运输，保持一定的温度调控，否则会出现过度的货损。因此在采购和运输的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比如采购者不了解货品、错误的运输和保质方式等，都会造成货品质量受损。

根据相关规定，关于政府采购大礼包发放给居民事宜，要选择经营合规，有相应货源组织能力、配送投放能力的供应商，优先选择上海市生活物资保供企业。没有强制要求必须使用“白名单”企业，但要对货源有品质把控，如果出现问题需要追查。因为并不强制要求采购“白名单”企业商品，所以采购方对于供应商的选择是有一定弹性的，而这里可能出现良莠不齐的采购问题。

物流与人力

货品确定后，就进入配送和物流环节，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几大物流公司人力短缺，造成大量的商品难以运送。

封控期间，为了防疫安全，也因为诸多工作人员在小区难以出来，运力吃紧且货运价格翻倍。第一财经记者做过调研，有不少供应商的货品都在外地，为了将生鲜蔬菜等运送到上海，光是找一个司机都非常费力。司机为了来上海送一趟货，需要“7+7”隔离，相当于司机半个月要停工了，且很多司机和货车是“一一对应”的，司机停下则货车也闲置了。价格方面，以往一辆13.5米的半挂运输车从寿光到广东的价格大约在9000元左右，3月时候就涨到了2万多，4月时超过3万元。寿光市金海蔬菜合作社的负责人曾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以往9.6米长的货车（8万斤）到上海的运费是5000元，4月时，2.5万元还没有司机愿意去。部分零售商透露，当时的运费起码是平日价格的3倍甚至5倍。

有一部分供应商是自行解决运输问题的，比如此前有居民当天收到前一天生产的金锣火腿肠，金锣方面的最终流程记录证明，有疑问的产品是金锣临沂工厂高温六车间4月16日凌晨3点～凌晨4点生产，因疫情物资需求紧急，4月16日装车运输，4月17日7:30被运送至上海。整个过程没有问题，是其安排好了全程运输的。佳农方面表示，接连收到包括浦东新区政府及沃尔玛等商超的保供委托，库房紧急发动24小时不间断运营，2天内完成数十万份物资。800多公里日夜兼程产地直发，全程冷链运输，车辆跨省运输至上海后，协调市内转运直达小区，将物资第一时间查验交付。

但并非所有供应商都可以做到妥当安排货运。第一财经记者在与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永辉、盒马、百联和大润发在4月时候就送货问题进行了调研后发现，大部分的正规零售商和供应商其实手中都有货，有些零售商为了保证货品供应甚至派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在货源处驻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有货，却并没有足够的运力，我们可以配送的范围仅3公里～5公里范围内的客户，无法配送更远的范围。在平时，一家门店的在线日订单大概在1000多，可是封控期间由于线下购买暂停，大家都在线购买，于是一家门店的在线日订单量可以翻倍到3000多单，而我们门店的人手只有30人左右，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十分之一。”家乐福万里店店长季林枫对第一财经记者无奈地表示。

物流和人力的短缺使得很多正规供应商在过去两个月内，难以抵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而此时，谁掌握了物流配送能力，谁能拿下最后一公里，就成为了可以在物资采购方面“掌控者”。于是一些“团长”一时间成为了“采购流量的掌控者”。

疫情之下，应该由货车司机闭环式操作运货，如果时间太长还需要全程穿着成人纸尿裤运送，外省市货车抵达上海后，司机要现场进行核酸检测、核验定点通行证、身份信息等，然后定点送到上海的接货处。有部分外省市司机不便进入上海，则零售商在接货时采取派自己的司机开货车去上海附近的外省市交货点接驳的方式。封控期间，要完成整个过程需要持有上海的通行证。当时，上海的通行证主要分三类，一是全市通行证（可在全上海市通行）、二是区域通行证（仅在区内通行）、三是定点通行证（从出发地到定点接货地的两点一线通行，不可去任何其他地方）。

问题是正规供应商因为物流运力不足、通行证不够等原因，难以直接接触到居民，而“采购流量的掌控者”是供应商与居民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到底选择哪个供应商来采购，则取决于这些“掌控者”。

“如果是比较有良心的或具有一定专业度者，那么会尽量选择大型正规供应商，但如果是想谋取一些私利的，那就会选择一些返利高的商家，但质量未必有保证。或者还有些‘采购流量的掌控者’，他们也不一定有私利在里面，而是不懂采购或正好有一些具有配送能力的商家来对接，为获得物流支持，于是舍弃正规供应商，而选择能配送到点的小供应商。这些小供应商未必能在全上海市供货，但只要能保证一部分地区的供应即可。所以有时候一些不知名的商家可以在部分小区如鱼得水。”一位参与过社区团购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当一些欲从采购中谋利者缺乏物流配送资源时，他们会通过“特殊手段”来解决，于是出现了贩卖假通行证事件。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封控期间，正规的通行证办理需要经过专门的手续流程。首先必须是上海市商务委认可的保供单位，即企业是属于官方认证的保供企业，在“白名单”上。然后要证明通行证的申请人是属于上述“白名单”的保供企业员工，经由单位向相关部门申请和报备，使持证人的个人信息、车辆信息都一一对应登记，保证持证人和其所驾驶的车辆都是唯一对应的。

根据上述正规流程来看，非保供企业的人员是申请不到正规的通行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黑心团长”需要加速运输，于是就会人“铤而走险”去市场上寻求通行证。

“A的通行证，B不可以使用，因为信息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出售通行证的人其实就是伪造通行证，制假证者和买家中间还会有‘中间商’加价出售。”参与了保供物资采购的方令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此外，还有人力。家乐福、麦德龙、永辉、大润发等业者反馈，一家大卖场应该有300名左右的员工，如果要开店，那就要起码150人在岗，但在过去的两个月，很多门店仅10多个人。要返回门店上班，返岗的员工所住的必须是未涉阳楼、提供上海市商务委的相关文件、保供单位的相关文件、复工申请书、完成48小时核酸检测、抗原检测并与所在小区、街道签订一份承诺书。返回门店后，员工24小时驻店，但不少门店不具备足够的食宿条件。

“团长”的那些事

政府采购的物资属于免费发放，但封控期间最主要的消费模式是社区团购，这是居民进行购买的行为。

上海市消保委方面表示，目前社区里的“团长”大致有四类：第一类是纯公益的，很多小区都有热心居民为邻里组织团购，自愿提供无偿服务；第二类是从销售方获得报酬的，有偿负责信息传递、商品配送等；第三类是专业居间，代理商家负责组织小区居民进行团购，收取报酬的经营行为；第四类是以团购的名义自己做生意，部分物资充裕的商家直接担任“团长”开团，一小部分商家通过倒手转售获利，此类最容易出现加价销售和假冒伪劣等问题。

其实这四类“团长”如果可以做到正常供货，保证商品质量和合理价格，都可以是“良心团长”，但根据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第一类纯公益的“团长”基本不涉及利益之外，后面的三种“团长”是“黑”还是“白”基本看“团长”自身以及其合作供应商。

虽然正规供应商在5月时陆续出了一些规则，要求“团长”签协议，确定身份，但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约束“团长”，即便是出了规则，一些“黑心团长”如果真要加价获利或者售卖假冒伪劣商品，也一样有办法。

而这几类“团长”都有各自的烦恼。第一类纯公益“团长”自身并不赚钱，有时反而要贴钱，比如难免出现货损，久而久之，这类白色的“良心团长”会有一部分退出“团购江湖”。

第二类“团长”比较多。李军就属于这第二类。“原先没有直接跟种植基地、食品厂对接的渠道，接触到的供应商都是从货源地倒腾了好几手的产品，层层加价。品质比较高的商品，比如牛排，每单加价5元；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每单加价2元。因为是相处几十年的老熟人，不好加价太多，但从消费者角度来说，他们总觉得我挣了很多钱，其实我很微利。”李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除了要寻找货源，“团长”还需要统计物资所需人数，最初是在微信群用群接龙的方式来统计。“群接龙”的方式效率非常慢，后期还要制作表格，按个收款，容易出错。

“团长”申凯则属于第三类，申凯父母于2020年左右在小区内开设了菜鸟驿站。“当时我们驿站已经获得上海市商务委的保供通行证，我父母也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我们就这样开始张罗起了有偿的小区团购。” 申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60天里他开了40多个团购。

一开始，申凯手里没有任何货源，经熟人介绍，他找到一个私营超市老板，前期有30个团购都是来自超市老板那里。“后来我才发觉，这个超市老板也是过了一道、两道甚至三道中间商，物资才到我手上来了。”申凯回忆说，按小区居委会制定的规则，“团长”需要提供商品资质以及全程参与物资搬运、消杀，居委会审批同意后，再进行团购、通行。在商品资质方面，必须要提供企业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保供企业证明、防疫保障临时通行证，方便追溯问题。

从中间商那里下单，除了价格水涨船高之外，申凯还经历过对方打包销售、拿着5000元货款失联的事件。“交易证据都在，我们报警后，警察很快找到了他，解决了问题。”申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虽然没有带来损失，但整个过程很焦虑。

而第四类“团长”比较容易出现“黑心”问题，因为其中涉及相对较高的利益，有些“黑心团长”或主动或被动加价来获利，有些供应商为了获利甚至会强制“团长”加价，抵制平价的“良心团长”。而这些举动也一度引发了“团长”之间的“黑白大战”。

总结以上情况可见，“团长”并不好当，众口难调或者被误解之下，很多不赚钱的“良心团长”很难长期坚持；而以团购来谋利的“黑心团长”则在商品质量和加价方面很不规范，造成假冒伪劣商品和高价问题；有一些做事还算规矩的微利“团长”虽然想做好团购，但在采购渠道和资金方面也有短板。至于为何那些正规供应商不好好地与“团长”对接？那么又回到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手中掌握最后一公里资源的“团长”们心态和专业度并不同，想要赚较大差价的“团长”从正规供应商手里拿不到很高的收益，还要被规则管控，他们自然不愿意；“良心团长”愿意对接正规供应商，而这其中还有信息不对称和部分不规范供应商抢占最后一公里市场的情况存在。

加强监管，严惩不贷

根据上述调研，过去的2个月，就保供采购来看，从货源的审核、物流运输到各级的采购、社区团购等，每个环节上都有优质的案例，但一些环节也有存在问题。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规范化流程、专业人士的把关、足够的人力支持和严惩机制是保障运转不可或缺的环节。

抗疫期间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并展开治理行动。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力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对政府保供食品进行查验，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违法行为。截至5月20日，对保供物资累计检查1624次，抽查保供食品31600件，食品快速检测3482项次，应急抽检和监督抽检442件次，发现问题隐患59次，食安舆情处置210件。通过投诉举报、监督检查、抽样检测等案件线索，累计查处食安违法行为共259起，其中移送公安5起。保供物资食品案件43件，社区团购食品案件27件，其他食品安全案件189件。

上海市消保委近期向社区团购组织者做出提示：要求遵守明码标价规定，充分告知相关信息。在社区团购中，消费者获取的信息主要来自“团长”，“团长”应当明示团购所包含商品的品名、数量、单价及总价等信息；承担交易审查责任，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协助处理售后纠纷；履行群组管理责任，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履行信息保护责任，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团长”在群组内收集到的姓名、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信息，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建议“团长”使用时做好匿名处理。同时，在社区团购中，为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上海市消保委也提醒消费者：核实“团长”身份；记录必要信息；及时接收验货；注意留存证据并妥善处理争议。

商家也在努力。“我不会放弃社区团购业务，反而经过这2个月，我发现社区团购是一个增加业务量的渠道。但是我们必须规范化运作。我这里还保留了几十个团长的联系群，每天都保持沟通，同时我还在团购业务群内拉入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从采购一开始就规范化运作，对于资质确认和货品质量都有保障。”季林枫如是说。

（文内王伟、方令明、李军、申凯均为化名，部分图片摄影：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