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以后基本上每个星期会有2至3天要外出线下开会，聊剧本，一天大概工作12至14个小时。”6月下旬的某一天，上海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师章漱凡好不容易腾出了午餐时间，一边吃饭一边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的电话采访。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回访数位影视从业者了解到，相比5月中旬首次接受采访时的焦虑和无奈，大部分影视从业者都在6月逐渐恢复线下办公，重新找回了工作节奏。也有一些从业者还在等候和适应，待行业进一步复苏的同时，适应疫情带来的变数。

1个人当2个人用

“6月1日，我和制片、副导演一起去看场地，一天走了7个景，分属上海6大区。这样横跨6区的办公，我们本月已经进行了4次。”电影导演卓澜属于上海第一批恢复线下办公的人，她最大的感觉就是特别累，因为之前谈的项目现在要去线下落实，每天都在外面，难得在家里待着，这与4月和5月的情况对比尤为强烈。卓澜6月份每天平均工作12个小时，但每天的工作时间段并不一样，因为不同拍摄场地的开放时间不一样。

5月份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的卓澜，正在家中写一个长片子的剧本。当时的她相较其他从业者，心态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为写作本来就需要清静的居家环境。她唯一担心的是手头几个短片的拍摄不知道是否能够如期，执行上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多少也有些焦虑的情绪。

5月中旬，过了一个多月的居家生活，卓澜尽力调整生物钟。“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工作没有遇上过长的空窗期。”恢复线下工作后的卓澜长舒一口气，相较于5月窝在家不紧不慢进行创作剧本，6月的卓澜一直在线下工作，加速赶进度。“片子的提交日期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延迟，而6月以后才能进行线下拍摄工作，相当于把大概2个月的工时压缩成1个月了，所以需要1个当2个人用。最近超级忙，每天都在外面跑场地，联系工作人员、准备道具，就是就想按期完成片子。”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疫情，卓澜所在剧组的主创人员进行了“大换血”，因为很多原本的工作人员不在上海，如果他们来上海工作，回去需要隔离，会对后续的工作产生影响，所以现在新换的主创人员都来自上海。眼下，卓澜较为担心的是很多拍摄场地可能是不定期开放的，今天开放可能明天就不一定了，甚至有些场地不允许进场，就不得不放弃。

6月份的卓澜，一方面对于恢复线下工作感到了很强的安心感，因为在外面接触很多人和事，项目也有了实际的进展。但另一方面，她不再有大量的时间来进行剧本创作了。不过好在她手上的剧本已经大致写好了，之后需要再改一些细节，也算是有一点成果。

1个多月内，章漱凡的经历与卓澜有些许相似，都是从居家时期的相对轻松立马转换成了线下工作的繁忙。

在5月中旬接受记者采访时，章漱凡在家除了写剧本以外，还需要远程授课。当时的他也曾为不能完成线下工作而感到焦急。“虽然写剧本的大部分工作可以在线上完成，但我本来有一个计划是今年春天去甘肃进行田野调查，现在被耽搁了。所以其实影视工作前中后期都会受疫情影响，而拍摄工作会尤为明显，完全不能进行。这个行业是必须要有拍摄的，拍摄是需要到处跑的。”

封控期间，章漱凡完成了一个作品的剪辑。家里的电脑不比工作电脑，硬件运作很慢，最后花了平常10倍的时间，才把作品做出来。比较幸运的是，章漱凡手上的项目差不多刚好是6月份进入了他需要参与的阶段，他便很顺利地衔接上了，整体来说并没有因为疫情耽搁太多。

大多数从业者对恢复线下办公都是格外期待的。

纪录片导演兼制片人杨洋的工作室6月中旬开始恢复线下办公了。在此之前，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整理、打扫工作室，欢迎伙伴们的归来。员工们对线下办公特别期待。“我本来想再观望观望，晚点再线下办公，但是伙伴们都强烈要求要回来办公，大家还是觉得见了面效率会高很多，在上海本地的线下的拍摄也进行起来了。”杨洋说。

适应疫情

疫情之下，不少从业者的项目不得不延期甚至搁浅。

5月份时，杨洋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她和伙伴们之前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调研，就等着开春了开拍纪录片，没想到3月份却被疫情影响了。当时，杨洋居家期间基本上和团队一周沟通一两次。虽然不能拍摄了，但她会让团队去配置项目，做一些前期策划工作。

作为一名创作者，进入6月以后，杨洋的感受是，每天可以在街上走，可以见到人，可以闻见烟火气，对创作灵感是有帮助的。

不过，疫情给她带来的改变也不小。“疫情让我意识到，我们要化被动而为主动，就要把能握在手里的资源重新盘算。一方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上海及其周边的项目，活动范围更小，可以制作比较灵活的一些短片。此外，表现形式方面，我在考虑一些片子是不是可以用动画的形式表现，因为我的笔杆子和我的工作室是我可以把控的东西。剩下把控不了的，就应该交给技术来解决。”

意大利导演Ale目前长期在上海居住，除了做导演以外，他偶尔也会做演员。今年5月，因为出行不便，他放弃出演一个在河北拍摄的片子。

Ale整体的感受是，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现在的一些拍摄项目优先用本地的演员，很多的资源都会尽量从本地去找，因为跨区、跨省、跨城市通常都有可能带来一些问题。 不过，一些城市已经逐渐放宽隔离政策，如果有合适的角色，他会选择跨城市参演。“顶多提前3天去，隔离一下再拍。”

5月时，Ale只能在家里对一些片子进行基础的剪辑工作，有一些电影节参赛作品的申请截止时间是6月，5月底如果做不完后期，可能会影响参赛。6月下旬，Ale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最终还是没有赶上截止日期，不过，上海的录音棚工作室也重新开放了，这会让他的后期制作更方便，所以他也可以选择参加其他比赛。

5月接受采访时，上海籍导演周文武贝正因疫情打乱了他的工作计划而感到惋惜。“如果没有疫情，我现在应该是在新疆采风、筹备新电影，月底还要去首尔参加执导影片的韩国首映仪式。”当时他如是说。6月的他已经离开了上海，先去了江西，又转辗至横店，由于新疆的隔离措施依旧十分严格，他选择7月先回到北京。

“疫情对电影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整个电影产业链流程的各种不可控因素都增加了。影视行业信心的恢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周文武贝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