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罗歇·凯卢瓦在《人、玩耍与游戏》中说，要对一个文明加以诊断，可以从其中最流行的游戏入手。而对美国文明的“诊断”，不管是文化批评家还是赌场大亨，都认为拉斯维加斯是最好的研究对象，“拉斯维加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是美国的完美缩影。”美国赌场大亨史蒂夫·温曾如是说。
1967年，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从纸牌研究入手，对拉斯维加斯赌博现象做了民族志研究。为了做好研究，戈夫曼曾在拉斯维加斯做21点游戏的荷官，并最终被提拔为赌区经理。他对美国文化“诊断”的结果是，在官僚科层体制日盛的现代社会，公民们早已失去了在公众风险事件中展现自身人格的机会，而这种对于“行动”或说重要活动的生存式渴求，正好可以由赌博来满足，因为赌博可以“让玩家沉浸在人生的无限可能之中”。
到了1990年代，赌博行业在美国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纽约大学文化人类学副教授娜塔莎·道·舒尔再次将研究目光投向拉斯维加斯，这次她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很多地方都合法的老虎机。此前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它被认为不值一提，比如凯卢瓦就认为，老虎机是“一种荒谬的、带强迫倾向的游戏，而且有输无赢”。
通过在拉斯维加斯的大量深入访谈，娜塔莎·道·舒尔呈现出之前学者们没有注意到的现象。用访谈者莫莉的话来说就是，赌博不是为了赢钱，而是“为了继续玩下去：为了待在机器的‘迷境’（zone）里，把其他一切都忘掉”。一位名叫兰德尔的电子技师也说，赌博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体现了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欲望，对他来说，赌博就是为了追求“空无”，“坐在机器前，你一切都可以忘记，甚至忘记自我”。有医科背景、在一家赌场当荷官的莎伦说得更透彻，赌博要么是赢要么是输，她心知肚明且并不在乎。老虎机于她而言，是保证了一个与“人类世界”绝缘的安全区，而“人类世界”对她来说是一个喜怒无常、时断时续、缺乏安全感的地方。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一方面是形形色色沉迷于赌博的人；另一方面则是围绕赌博行业而忙碌的各种公司、程序员，甚至数学家。不管是想方设法营造赌场的环境和氛围，还是通过技术手段得到持续的“赌博生产力”，抑或调整程序控制概率，目的都只有一个，让人在赌场中进入“迷境”状态舍不得出来。
娜塔莎·道·舒尔的访谈和研究，最后成为《运气的诱饵：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设计与失控的机器人生》一书。她也想借此探讨美国过去20年里机器赌博快速扩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类正在进入人机互动越来越密切的历史性时刻。“电脑、电子游戏、手机、iPod等科技产品成了每个人管理自己情绪状态的工具，并且为我们在自己和世界的不确定性与忧虑之间制造了一个缓冲区。探讨赌瘾者与老虎机之间的深切纠葛，不仅仅是对这种特定成瘾现象的个案研究，它还提供了另一些线索，有助于理解我们在更广阔的生活‘迷境’里面临的困境、趋势和挑战。”
《运气的诱饵》的责编赵雪峰说，这本书也可以让读者进一步感受到“大工业对个体的辗轧”，“我们都知道营销、算法、大数据对人的掌握和操控，但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又到了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清楚。从书中赌场里使用的虚拟转轮映射技术、玩家行为追踪和引导、实时加载适合当下玩家的难度以‘钩’住他，等等，可以知道20多年前的世界为了让人上瘾，技术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那今天呢？”
第一财经：应该怎么理解赌瘾者在老虎机前的“迷境”感觉？
赵雪峰：迷境（zone）的感觉是一种“结界”式的东西，单调重复的老虎机式游戏，配合着赌场环境、机器营造的时间停止感，能让玩家忘掉追逼自己的烦恼，无论是自己的慢性病，还是家人的苦恼、感情的失意，等等。其实我们平时打游戏、追剧甚至慢跑、赶工的时候，也会有“做完这部分再去上厕所”的心情，“迷境”之所以形成，有赖于它能营造顺滑感、稳步感、控制感等。
第一财经：探讨老虎机成瘾的过程中，作者详细写了人与机器如何在交互中一点点使人赌瘾加剧。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与电子产品的互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电子和互联网产品也如同老虎机一样非常重视用户体验，用“升级打怪”的爽或者算法推送来满足用户喜好。是否可以说，老虎机的成瘾模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类似应用场景？
赵雪峰：作者没有提博彩业的这些思维在互联网时代的复兴或者说迁移，只是在讲戒断互助的时候提到，万物皆可成瘾，从偷窃、药物这样的负面内容，到健身、加班这样的正面内容。媒介的形态千差万别，但人心却不外乎那些规律，都脆弱，都憧憬顺滑、代偿、逃避等。博彩业当然是理解和施用算法设计、用户体验、数据追踪等产品和营销技术非常早的一个行业，在拿捏人心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而拿捏人心当然也是各种面向C端的行业所追求的：盲盒让你觉得会中“大奖”，绩效让你误以为自己有控制力，直播间购物车让你顺滑点击毫无卡顿，各种消费品的广告为你营造想象中的美丽故事……
第一财经：知识和技术本该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工具，但它们却在赌场中与时俱进，让人深陷不已。这是否再次说明“机器伦理”和“技术伦理”的重要性？
赵雪峰：书里的“市场匹配”部分其实有两条非常有趣的线索。
第一，戒赌的技术和引人沉迷赌博机的技术其实是一套技术，类似于用抱有善意的PUA技术来把人从抱有恶意的PUA技术那边拉过来。你沉迷赌博机的顺滑、包裹感、控制感，那我用互助小组、现实生活任务这些东西给你营造替代品。这样做的目标也不是追求戒赌，而是让人别花钱太多。参与戒断项目的人自己也会衡量，我是参加项目花钱/时间更多，还是去玩机器花费更多，后者不如前者划算时，才选前者。
第二，博彩业公司早期非常善于钻法规空子，毕竟规则都是后生的，“野蛮创新”来得很快。可是渐渐他们自己也发现，PUA也要张弛有度、可持续；在社会舆论和长远客户规模的双重制约下，他们也搞行业自律，提倡“负责任赌博”，细水长流而不搞竭泽而渔。
书里这两条线索似乎都在体现几个观点：一、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就看你怎么用；二、无论个体还是机构，其“人性”都禁不起试炼，有空间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三、只要足够理性，时间足够久，各方的利益碰撞足够充分——这些当然都是很理想化的条件——事态会恢复到一个合理状况。当然，现实中各方力量并不平等，时间和资源也不无限，放任自由“振荡”可能会恢复到平衡，也可能会灭绝。
第一财经：一般人会觉得，有赌瘾的人是贪图财富且缺乏自控，但进一步深入之后，研究者发现，玩家都很清楚自己会输钱，他们也遭遇了很多生活磨难，赌博背后其实有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比让他们戒赌瘾更难。
赵雪峰：如前所述，人总免不了有心理的脆弱点，而这个普遍性的问题是否能克服？本书也许不太乐观。因为这种问题根植于现代社会的基础伦理中：精算化个人主义。个体为自己的一切行动负责，并预测一切行动的后果。但是小小个体的脑力、资源、生命都那么有限，怎么能承担如此大的不确定性和责任重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逃避就很难避免，不是逃向赌博机，就是逃向加班。所以与其说我们（准确说是“他们”，因为中国内地没有合法的赌博业）的任务是帮赌博成瘾者重整旗鼓，再融入社会，不如想想怎么在“精算个人主义”的既定大框架下取得平衡，有逃避的需要，但不至于瓦解现实生活。因为个体的普遍垮塌会让全社会不可持续，所以个体、机构、社会之间要看到互帮互助的长远意义，不能都自扫门前雪，闷声发大财。尤其是现代社会，高度承压的个体太艰难了，一味督促甚至批评任何个体的“脆弱”“失德”都是冷血的，我们应该更多思考怎样去呵护、帮扶个体，而不是污名化乃至打击个体，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
《运气的诱饵：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设计与失控的机器人生》
[美]娜塔莎·道·舒尔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2021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