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阿鑫经营着一家劳务中介所，至今已近十年，就数去年收益最好：2021年的招工人数比前几年增加了3倍左右，收入增加了2倍左右。

2021年春节前，一场霜冻使得南方不少果树“冻伤”“冻死”，阿鑫所在的南丰县也不例外。原本以果树为主要营生的农民，收入因此减少，也直接影响了全县的消费。不少农民、个体户，纷纷想外出寻找增收的机会。

南丰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抚州市南部，面积1920平方公里，辖7镇5乡1场，七普显示全县常住人口为271888人。南丰蜜桔已有1700多年栽培史，全县种植面积达70万亩。

罗公应经营着县里另外一家劳务中介机构——南丰县永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自2007年成立至今，已近15年。罗公应也把2021年看做是一个“丰收年”——务工人员增多、工人工资增加、工厂全年大量招工。

“2021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招工的工资更高了、外出务工的人也更多了。”罗公应告诉第一财经，“总体来说，2021年工价提高了近2元/时，是这十几年来，工价最高的一年。”

大年初六就出发

2021年的招工比往年都更早一点。这年年初，阿鑫才刚开始转发进厂的招聘信息，便有不少人“组团报名”。

阿鑫连夜将最新的招聘传单印了上千份，让店里的员工分几路去县城周边的乡镇派发。他自己一边捋清手上的报名信息，一边立马赶往报名者所在地，他需要先把报名者的身份证收上来以便确定人数。也只有交了身份证，这些报名者才算报名成功。阿鑫回忆说，“去年年初，有时候一个村，一次性就能收几十个证，而且基本都去一个厂，大年初六出发，初七就上班。”

阿鑫一般是通过朋友介绍或者自己出去跑业务，和省外有招工需求的厂对接，在得知招工人数、工资、招工要求、员工食宿等情况后，回家招工，人数差不多后，再租大巴车，发车进厂。

“有时候也会和省外的劳务中介合作，我们负责招人，他们负责联系厂家，这样复杂一些，我们就拿点分成。”阿鑫表示，要是合作的厂条件好就会长期合作，毕竟当地的人也愿意去好厂。

阿鑫告诉第一财经，2021年主要去的几个城市有深圳、中山、杭州等，招工需求大的厂一般是电子厂、医疗器械厂、汽车生产厂等。

2021年2月的深圳市劳务市场。摄影/黄琼。

一般情况下，招到的务工人员坐满两车，阿鑫就亲自跟车出发进厂，一路上再三叮嘱务工人员的防疫、进厂要求和安全问题，直到和厂里的人事对接上，员工入职手续办好之后他才离开。有时候也会有一两个务工者因体检或者文化水平不足等原因没被录用，他就再带着人一起回家。

罗公应也一样，2021年春节前后就不断接到外出务工咨询的电话，一些老客户直接“组团”报名。从农历新年开始，发传单、留名片、包车、外出送工人进厂……整个2021年罗公应几乎都是按着这个节奏进行的。

回顾这一年，罗公应说，工人的收获还不错。他说，往年高龄工人（50岁~60岁）一般去制鞋厂，招工工资一般在16~17元/时，2021年基本在18~19元/时（特指长白班）；50岁以下的工人一般去医疗厂、电子厂，往年招工工资一般是20~21元/时，而2021年基本是23元/时。

一位年近50岁、在浙江务工的江女士也向第一财经透露，在最近几年的打工生涯中，最低的工价拿过14元/时，好一点的能上20元/时。2021年去了浙江的这家医疗企业，工价为21元/时，也是这几年的最好行情。

在外出务工的人数方面，罗公应表示，粗略估算，2021年整个县城有近10万人外出务工，比往年增加不少。而经他公司介绍外出的人有1000人左右。

不同于往年的招工淡季和旺季，罗公应介绍，2021年几乎全年都是旺季。而且各类工厂都在招人，制鞋厂、医药厂、电子厂，品类比往年更丰富。“去年我们也在拓展业务，目前还对接了不少福建的制鞋厂。”罗公应对第一财经表示。

谈及这些变化的原因，罗公应认为，一是疫情延续至2021年全年，受疫情影响，海外不少制造业工厂出现停工情况，而中国防疫效果好，订单回流明显；二是疫情对县城经济也有一定影响，不少县城以及周边乡镇居民在扛过2020年后，对未来赚钱的预期值也在减弱，所以更愿意外出务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9.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1.4%，两年平均增长11.3%，按美元计价，我国贸易规模达6.05万亿美元，占世界市场份额继续提升。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达61.6%，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2021年2月的深圳市劳务市场。摄影/黄琼。

做劳务中介的多了不少

2021年还有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县里的劳务中介公司比往年多了不少。但阿鑫心里清楚，真正取得资质的，并不多。这两年，县工商局对劳务中介服务机构的审核越来越严格，若符合资质的，从申请到审批，拿证也要好几个月。但春节期间，这个小县城以及各个乡镇，会有几十家门店挂着“某某中介”的招牌，并且在进行招工。

2022年1月27日，南丰县人社局发布了一份《南丰县人力资源职业中介服务机构红黑名单》，黑名单上包括了138家不具备人力资源职业中介服务的机构，红名单仅7家。

阿鑫说，很多人是眼红这一波红利，但实际上此前并没有积累，他们更多的是“拉人头”，也就是替某家有资质的劳务中介机构招聘，如果介绍成功一个人，自己可以拿上百元的介绍费。不过也有另一类机构，他们原先在省外做劳务中介，看到家里招工容易，所以回来开分店，但是机构资质还没审批下来，就开始招工。

另外，有些没有资质的机构会给出十分吸引人的工价，但也有不少工友反映，到了厂里后发现工资不如中介之前说的高。“人都出去了，就算被压价，只要比家里好，大多数还是愿意留下的。”阿鑫说，再回头找家里的中介是不可能的，他们人早都不见了踪影，或者也跟着一起说自己被骗了。

“很多人只是想跟风，并不是想长久做下去，自然不会照顾口碑。”阿鑫说。

罗公应也说，除了工厂急招工人给出的工价更高之外，县城各类“无牌经营”的劳务中介恶性竞争也抬高了工价。据其介绍，不少“无牌”中介公司基本是几个人组个小团队，小成本运营，为了招工，给出的工价比正规公司更高，无形中抬高了整个市场的工价行情。

不过，好的一点在于，劳务中介的市场也越来越规范了。去年经阿鑫介绍出去务工的人中，因工厂给的过年福利好，有上百人没回家，留在工厂过2022年的春节，还有些人已经转为正式工。

新一年的招工又开始了。罗公应说，今年估计难有去年的好行情，准备初六外出的大巴车比去年明显少了一些，不过公司的宣传单和名片都备足了。阿鑫也收到了不少去年的老顾客的微信，让推荐一些好厂。他们又开始忙碌了。

（阿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