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年级那年，我曾帮同学取了一封家书，寄信地址是“福建省南平市某某县某某镇某某村大树下”。长长一串地址中的“大树下”令人惊讶，这种不精确的地址标记，对在城市中长大的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但这就是地址信息的特点，只要有辨识度，方便被找到就可以了。以怎样的逻辑去编码、命名都是次要的。
新书《地址的故事》展示了全世界范围内纷繁复杂的地址命名法，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地址信息发展水平的差异。超乎我们想象的是，很多地方的人至今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地址，尽管他们可能在那里已经居住了很多年。而在另一些发达、富裕的地方，地址信息是易被人们忽视的财富、权力代码。
全球地址信息水平“贫富不均”
在美国广大的乡村地区，人们分散居住在山林、荒原等自然环境之中。大家开车来往，小镇上的人世代彼此熟悉。外来者必须借助熟人社会的帮助，才能快速找到一个地址和一户人家。书中写到一位物流工人开着卡车去村里送货，转了几圈都找不到收货人是常事。邻居们指路的方式也十分模糊随性，比如：“一直往前开，到橙色小房子那儿左转，再猛踩一脚油门往右上山就快到了。”这种情况导致一旦发生灾害，或有人需要急救，援助者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达。
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本书第一章故事的发生地，由于人们都住在临时居所，条件简陋，人员流动性也非常大，为家庭和个人标记地址成了一项庞大的工程，甚至从英国殖民时期一直到现在，都被视为“不可完成的任务”。一位爱尔兰邮政工程师发起了NGO，与印度当地的志愿者们合作，发明新的数字编码方式，为家庭“送去”地址，并跟踪调查贫民窟居民变动的情况。这样，人们就可以用地址去开银行账户，获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由此可见，地址信息缺陷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长期存在。地址信息虽然普通，人们很难对门牌号、邮政编码等提起很大的兴趣，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生存与进步。
曾著有《创意阶层的崛起》等城市研究畅销书的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地址的故事》揭示了我们以看似平凡的方式为街道命名、为房屋和建筑物编号背后令人惊讶的历史和意义。他强烈推荐这本书，认为它应为“城市学家和所有对城市、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感兴趣的人”必看的读物。
《地址的故事》译者、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徐萍则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本书虽然写得通俗、流畅，所涉知识的面却很广，从巴黎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到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街区改名等，有非常大的历史视野，也有很多细小的切入点。作者从自己找房子过程中对街道名称的心理感受写起，代入感很强，容易引起共鸣。读这本书，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居住的社区和城市。
地址定名法是民风的反映
地址的基础是地理，而一个地方的地理状况则由两大因素决定。一是“靠天吃饭”，是否有山有水、地形如何、有什么资源等，人们要依靠河川地势来建房兴业，要取用土地、动植物、矿产等资源来生存；二是人们怎样管理这块地方，例如怎么对土地进行划区、编码，依据什么文化习俗来确定道路名称、门牌号等。这些都是社会结构和权力意志的体现。
《地址的故事》中介绍的很多地址故事，都与蓝图、愿景有关，也与地方发展中遇到的挑战有关。1952年，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为了研究有些城市为什么会使人感到愉快，来到意大利佛罗伦萨，考察这座古城的形态。他发现，那里的建筑、道路和地标都很吸引人，使人不需要特意辨别方向就能自如地穿行。“即使没有地图，也能很好地了解这座城市。”
后来，他组织团队调查了波士顿、泽西城和洛杉矶，采访居民，根据居民的口述来绘制“心理地图”。研究成果显示，波士顿与佛罗伦萨类似，是一座“由特色各异的区域组成的城市，人们只需根据周围地区的一般特征就知道自己位于哪里”，泽西城就很无聊，洛杉矶则被认为过于分散、没有中心，因此识别度不太高。
林奇由此提出了“路径、节点、边缘、地标、区域”五大城市心理形象要素，他认为人们会“不断使用和整理来自外部环境的明确的感官线索”。在没有地图、没有地址的时代，人就是靠看、听、闻来记住路的。这是一种可以上溯至古罗马的传统。书中写到考古学家马尔姆伯格的观点，他说古罗马人用的是“头脑地图”，这些居民“属于他们所成长的街道”。
到了近现代，没有地址信息就真让人“找不着北”了。城市越来越大，中心城区的密度也越来越高，生活水平提升催生了很多新的公共服务出现，例如邮政事业；开拓者、殖民者们向未知和荒芜的土地前进，在那里建设全新的城镇，土地需要有边界和代码才能明确归属。
在18世纪的伦敦，官方对所有房屋进行编号，并把号码写在门上，这种做法在公共卫生层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伦敦多次发生瘟疫，卫生官员们在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治疗病人、处置尸体等方面，都依赖这套门号系统。
到了1840年，英国“便士邮政”系统诞生，贴邮票寄信成为便捷、便宜的联络方式，伦敦市内邮递一天安排七次，全国则有四次，服务密度很大。邮局还设立了“死信办公室”，招募了一批能人担任“信件侦探”，破译那些写得模糊不清的地址信息。为了减少错投，1857年，邮政系统的发明人罗兰·希尔为伦敦划定了8个区，并分别设定邮政编码。在美国，邮政编码的应用却迟至1960年代。
更名的现实性和历史意义
美国是最早广泛应用网格来规划新城市的国家，可追溯至1682年的费城。1785年颁布的《土地条例》将领土划分为36平方英里的方格单元形城镇，整个国土都广泛进行测绘，实现网格化并进行编码。新城市大多采用纵横交错的几何图案来划定街区，因此路的名称也多为枯燥的数字——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
如城市规划师刘淼所指出的，这种简单的命名逻辑在中国新城开发的浪潮中也很常见，例如开发区的临时路名经常是经一路、经二路、纬一路、纬二路等，当新的城市规划报批完毕，开始建设之后，路名可能再改为更有特色的名字。当然，此类路名一直沿用下去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种仿佛“没有表情”的路名也成了对“一张白纸”的新城区的纪念。
当代艺术家葛宇路曾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北京市的一条小路，“葛宇路”三个字的路牌挂了三年之久，甚至被网络地图收录为路名，客观上为快递员、外卖小哥和出租车乘客提供了便利。这种激进创作违反了相关规定，但也提醒我们注意道路地址信息的重要性，清晰地展示这些信息也是不应被忽视的。后来，“葛宇路”挂上了正式的牌子——百子湾南一路。
改地址以便为建筑物镀金、增值也是常见手段，《地址的故事》里就介绍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公司1997年在纽约曼哈顿建的新楼盘。大楼竣工后，为了让行情更好，特朗普的公司向市政府申请把大楼的地址从“哥伦布圆环15号”改为“中央公园西大道1号”。后者听起来的确霸气一些。可惜几年后，时代华纳在旁边又造了一栋大楼，地址定为“中央公园1号”。
这种攀比的“房地产心理学”是广泛存在的，城市政府也可以为了炒热地产而更改路名。正如书中所言，“街道名称是使社区高档化的初始工具”。作者甚至调查到了一份纽约“曼哈顿虚荣街名”计划。开发商把很多欧洲著名地名搬过来，吸引客户来买房子，比如“凡尔赛”“威尼斯”甚至“白金汉宫”等。在中国也有众多业主住在名字类似的小区里，官方曾推动过更名运动，去除其中过于浮夸的欧美地名和词汇。
事实上，地名取得简单才是城市规划先进的象征。《地址的故事》一书末尾讨论地址信息在未来还将有哪些变化时，谈到了著名的1909年芝加哥规划。与规划师丹尼尔·伯纳姆合作的地址管理负责人爱德华·布伦南，为芝加哥的大规模城市更新付出了智慧。他当过杂货铺送货员，对芝加哥旧道路的复杂性非常熟悉。新的规划实施之前，这个城市有很多重名的道路，在城市新区快速开发的过程中，地址的混乱必须被纠正。
布伦南确定了街道西侧和北侧的建筑物用偶数编号、东侧和南侧的建筑物用奇数编号、每隔1英里编号数字加上800的基本逻辑。重名的道路另取新名，采用历史或文学词汇。不同路段名字不同的同一条道路，统一为唯一的名字。布伦南还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原则，把芝加哥所有地址编号的起始点，定为市中心斯泰特和麦迪逊两条路的交叉点。虽然伯纳姆宏大的规划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但布伦南的新地址计划却得到了工薪阶层的欢迎，芝加哥的街道名称比其他美国城市都要少，简洁实用。
徐萍也指出，地名变化是有时代痕迹的。她所在的城市长春曾经有一条斯大林大街，由于历史变化的原因，后更名叫人民大街，至今仍是城市中的一条主干道。《地址的故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介绍美国、德国、伊朗、南非等国与地名更改相关的政治社会事件，比如街道名称曾被纳粹视为完美的宣传工具，而在德黑兰，则是抵抗英国殖民者的纪念碑。
《地址的故事：地址簿里隐藏的身份、种族、财富与权力密码》
[美]戴尔德丽·马斯克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2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