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并不等待我们。居家度过的日子，消解了假期的意义，模糊了季节的边界；我们错过了岸边的樱花，只能守着窗户，听鸟儿放肆的鸣叫。这些精彩的音乐，也许是这个季节的救命稻草。”在五一假期开启时，音乐播客“周末变奏”照常更新了最新一期，播客主方舟在主页写下了这段话。
上海封控以来，方舟居家开始制作一个名为“窝里横”的系列节目，像是他居家隔离的音乐播客日记。只是他没想到，“窝里横”从封控至今，做了十多期。
在播客APP小宇宙，“周末变奏”拥有近4万订阅量，是音乐播客这个细分领域中数据不错的一档节目。受疫情催化，播客的节目数量和听众不断增长。“周末变奏”的留言区，有新粉丝给方舟留言：“听完所有居家歌单系列，让最近焦虑的我得到了一些抚慰。”
另一档播客节目Commom FM中，主理人健崔也被封控在上海家中，为听众制作播客。他在主页上写：“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很多人都被关在了自己的家里，这种心情就像是希望冲破笼子的小鸟，每当你看到空空的街道，就会感受自己空荡荡的心。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抚慰你的感受，我们可以早日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
据艾瑞咨询今年2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网络音频产业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网络音频产业规模达123亿元，预计到2023年可以超过300亿。随着有声书、播客和音频直播为代表的音频服务类型的发展，整个行业仍然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报告称，随着疫情的爆发，人们的社交距离瞬间被拉大，播客成为人们沟通彼此的媒介，声音本身的亲近感和陪伴感，成了人们消除疫情期间孤独感的有力手段。
在上海被封控的一个多月里，音乐类播客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抚慰与陪伴。
one take，回归传统的音乐播客
4月1日上海封控前，方舟家所在的小区经历了一段“闭环管理”。很不巧的是，正式封控的前一夜，被他视为战友的笔记本电脑坏了。尽管紧急下了单，但新电脑迟迟无法送达。
这意味着，他原计划要发布的访谈节目被迫推迟，无法获得最新的数字音乐，也无法做节目。事实上，自封控之后，身在上海的一些播客主索性停掉了节目。
方舟想，总得力所能及地做一点什么。他在家里翻出从中学时代开始收藏的实体唱片、黑胶唱片，一边整理一边想，这些是他最熟悉的音乐，他可以不做任何修剪，按照当下的心情，抽一张来播放，聊聊唱片背后的音乐人故事与过往。
这种方式重新借鉴了最传统的广播直播。方舟少年时最喜欢的DJ有待，就曾在他的广播节目中，随机拿几张唱片便开始录节目。这需要DJ拥有扎实而广博的音乐知识储备，一旦开麦就是现场，从不同的音乐之间嫁接穿插出一些独特线索，既有故事与趣味，也有干货。
这是一个人的实体唱片派对，背后对应的，是庞大的乐迷群体。CD机、黑胶机、录音机，方舟把手头所有的设备利用起来做节目。他还利用自己的B站账号，将每一期节目的录制过程进行全程直播。直播间里的他，翻出一张张唱片，边看边聊，塞进唱机，随后享受于音乐中。评论区留下的，则是“被偷走的春天，哭了”“这首鼓太爽了”“这一段很惊蛰”等诸多留言。
“一切在one take的录制中展开，没有修改与剪辑的余地。是自娱自乐，是节目录制，也是对旧的音乐收藏的一次重温。”方舟说，某种程度上，做播客节目也是他解决自我焦虑的一种办法，“用一组安静、质朴的音乐来描绘窗外的树影摩挲，再点缀一些镶着金边的旧时光，这个春天大概就是这样了吧。”
健崔也在播客里播放一些“角落里的音乐”，并不大众，也不火，但以他乐评人的眼光来看，都是很牛的音乐。有时，他会特别放一些“恢复能量的跳舞音乐”，希望听众可以“拥有一颗面向希望的心”。
从一档音乐播客的节目角度，方舟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节目形式。他更希望“周末变奏”是丰富多元的，有访谈，有行业洞察，有更多音乐本身或是音乐之外的探讨。“窝里横”的实体唱片派对，是疫情下被封控的无奈之举。
音乐播客在疫情下的意义，方舟并不想放大。他认为听音乐和读书是类似的，最好、最合适的，一定是自己主动找到，而不是被给予的。“没错，我们可以从音乐里找到安慰，纾解情绪。但音乐播客主并不能像开药方一样做节目，那样就太自负了。”
边做播客，边做志愿者
4月14日的那期节目，是方舟在搬运了120袋面粉和22箱水果之后录制的。他是小区的志愿者，不录节目的时候，他就随时听候志愿者群里的呼唤，下楼帮忙运输物资。
方舟和健崔都是从北京搬到上海的音乐从业者，也都在社区里当着志愿者。
去年7月，上海新开了一处in the PARK mall，这个集合了男装、鞋包、配饰、咖啡、出版物、音乐、生活杂货等多样内容的综合零售空间，邀请健崔担任sound_in the PARK的空间主理人，分享黑胶唱片与音乐。这位北京乐评人，笑称自己为“脱北族”。
方舟则是今年1月正式搬到上海新居，刚把生活捋顺，就遭遇了上海封控。
“厨房不等于家，社区不等于城市，我能在日复一日的隔离生活中感到同一屋檐下邻居之间的一丝暖意，但对这座城市的感觉还是一片模糊。”方舟说，尽管这几年无数次往返京沪，但对上海的认识远远谈不上熟悉。他家所在的小区有不少老龄人口，封控之后，有时听着楼下的上海话争执，却不知是为了什么。
“每天在家待着，没有体力消耗，想干活。除了需要干些体力活、平衡一下情绪波动，我更想知道、需要知道窗户外面在发生什么，社区有什么动向。”方舟说，做志愿者，是他了解周遭、获取社区准确信源的重要途径。
一开始，志愿者的工作很松散。政府派发的物资或是团购物资送到小区门口，负责人在群里吆喝一声，有空的志愿者就下楼干活。有体力的帮忙从卡车卸货、整理，再分发到志愿者的私家车上。另一些人负责清点，确认各楼的户数与物资数量，也会跟着私家车车主开车派送。
一周后，志愿者逐渐进化成核酸组、搬运组和巡逻组。核酸组负责协助疾控做监测，穿白色防护服，叫号、扫码、收拾垃圾；搬运组专门对接各路物资，并负责小区内“最后一百米”的派送；巡逻组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安排流动志愿者，接收、消杀零散的私人快递，劝导在小区内聚众、抽烟、遛狗、不戴口罩的居民尽量返回。
方舟每天在搬运组干活，逐渐了解到哪家有小孩在练琴，哪家有独居老人，哪家三代同堂。同楼502的阿姨是门洞的“楼长”，每逢物资到了，她会热情地按门铃大声喊他，“又有物资要到啦，你下来帮忙分一分啊。”
“做志愿者，知道很多事情正在发生，知道一座城市没法用一条新闻来概括。”方舟说，这种真实的接触，让他在封控期获得了一些安心。
健崔所在的小区位于静安寺街道，3月26日就因小区人员核酸异常，开始了封闭隔离。小区有十栋单元楼，人口有1700多人，住户中有不少外企在华员工，很多都是年轻白领。
他们小区住户里有三位专业医生，一些找不到药物的住户，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健崔负责后勤工作时，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志愿者中女性占大多数，一些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住户最积极，他们会主动帮助外籍人士做翻译，协助他们参与团购。一位香港邻居每天早上八点会准时在群里回复信息，沟通有无，在手机上做Excel表格、翻译、对接，常常忙碌到晚上。这些年轻的公司人也会不断更新小区的团购公约，将封控下的生活变得更加流程化、有序化。
每一天，方舟都在关注各种各样的业主群、志愿者群、团购群，在信息的汪洋里，被时间线上的各种消息消磨着精力，也观察着志愿者们如何悄然维持着社区运营。
他继续做着音乐播客，用空闲时间做志愿者，为这段特殊期间找到一种自洽方式，也疗愈了他的听众。
“总有人说疫情重新增进了邻里感情，但我觉得只要隔离结束，大家就会回归各自的节奏。”方舟更期待的是，等疫情结束，新电脑到手，他可以走出家门，约上音乐人做访谈，呈现“周末变奏”作为音乐播客更丰富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