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五月，正是冲顶珠峰的好时节。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总会在珠峰脚下相聚，等待时机向世界第一高峰进发。

2019年，15名中国攀登者从尼泊尔境内南坡出发，提前大部队约一周的时间，在5月15日实现全员登顶，避开了后续的“珠峰大堵车”。

也是在这一年，登山热潮令攀登珠峰人数创下新高，在“希拉里台阶”等危险路段出现拥堵，十余名登山者在途中遇难。

回望这段历程，带领中国民间登山队登顶的队长苏拉王平仍然心有余悸。他向第一财经回忆，下撤到洛子壁的时候，一块电视机大小的落石滚落，距离他不到五米：“从上千米的地方掉下来，像炮弹一样，一旦被砸中，那肯定是粉身碎骨。”

这支成功登顶的队伍里，7名队员身兼高山协作和高山摄影师双重职能，在极寒环境和高海拔地带，从启程开机，记录了途经“恐怖冰川”、洛子壁、几大珠峰营地，直到最后冲顶的惊心动魄。带领一支中国攀登队登顶珠峰，拍一部完整、真实的珠峰纪录片，这是苏拉王平一直以来的梦想，在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得以实现。

苏拉王平出生在雪山脚下，有着二十多年登山经验，攀登过国内外多座雪山。2003年成立民间登山组织，带过上万名登山爱好者，见证了民间登山运动在中国从无人问津到兴盛的历程。一切都在良好的势头上发展，直到新冠疫情爆发。

这三年，苏拉王平没有再攀登珠峰。投入大量心血和资金拍摄完成的纪录片《珠峰队长》，也因为疫情的反复而不断调整发行策略。在这个艰难的五一档，《珠峰队长》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超前点映，截至5月4日14时，累计获得87万票房。由于北京、上海等票仓城市影院继续关停，影片发行方大象点映向第一财经透露，原定5月13日的公映日期将再度延后。

身体在地狱，眼前是天堂

很多登山爱好者，会将阿坝州黑水县的三奥雪山作为自己人生中第一座雪山。苏拉王平就出生在三奥雪山脚下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寨。

2001年，一群中国攀登者来到三奥雪山进行登山考察。苏拉王平熟悉地形，有着不错的体能，而且读过书能与外来人沟通，他被选为背夫，帮攀登者们背高山帐篷、睡袋、路绳等登山装备。这次偶遇，让苏拉王平开启了攀登之路。“我每天都能看见那座雪山，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到达它的顶峰。”过去，村里人的经济来源就是种地、放牛羊和挖草药。了解这项运动后，苏拉王平意识到，在保护好雪山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更好的开发，让当地人拥有更多选择。2003年，他创立了民间登山组织川藏登山队，团队成员是一同在雪山脚下长大的伙伴。

彼时民间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人还不理解这项既花钱又危险的户外运动。“说什么的都有。在家里待着好好的，吃饱了撑的，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是不是疯了。的确是很辛苦的，苦得要命，又有风险，还要花很多钱。”最开始的几年，川藏登山队连年亏损，直到2008年前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更多人开始理解和接触这项运动，登山队的业务也热闹起来。

民间登山运动在西方已有上百年历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较为短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今天，不过才三十年。苏拉王平经历了其中的关键阶段，也注意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户外运动爱好者不断变化的精神追求和消费理念。

他们最早是跟着导游去风景区，后来开始拉着箱子自由行，后来又成了背包客，去探索、徒步，这几年又开始流行马拉松、越野跑。苏拉王平观察到，当一个人喜欢旅行、徒步和自驾，看到的美景越来越多，对自己的体能很有信心的时候，对雪山的憧憬就会越来越强烈。当他完成人生中第一座雪山的攀登，就想要攀登第二座。登山爱好者会想方设法抽出时间，甚至加班加点也要把假期空出来，只为一次攀登。

“大城市里车水马龙，大家会感到烦躁，需要释放工作压力。很多人走进高海拔地区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空气很好，风景很好。他会爱上这个地方，每年都盼着有一两次机会出来攀登，过程中会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相互鼓励，互相关心，一起圆梦。他会觉得这是最开心难忘的时刻。”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苏拉王平说，在雪山上，人们不聊工作，就聊雪山，山上也没有信号。从进入成都开始，到藏区，看到山山水水，接触到的高山向导也都非常淳朴、简单，心情就不一样了。

一些山友告诉苏拉王平，每次出发前，他们晚上做梦都会因为这件事而激动：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一个成年人兴奋到这种地步。更重要的是，攀登雪山可以看到无比壮阔的自然风景，尽管高海拔总是意味着承受痛苦：“我们常说，攀登雪山的过程，你的身体可能在地狱，但是眼睛一定是在天堂。你付出的越多，看见的风景越美。爬得越高，就能看见很多人一辈子看不到的景色。”

攀登者的珠峰梦

可以说，几乎每个登山爱好者心中都有一个珠峰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实现它。不同于其他雪山，珠峰意味着更多危险，甚至可能面临死亡威胁。无论是对带队者还是攀登者而言，都是一次体能和心理上的巨大考验。从《珠峰队长》中能看到，攀登过程中会途经死难者的墓碑，甚至亲眼看到遇难者的尸体，这些不断提醒着攀登者：“爬珠峰是会死人的。”

此外，攀登珠峰的费用也相当高昂，大约在35万至45万，很多人为此做了许多年准备。影片中，一位山友卖掉了一个小店甚至借钱过来攀登：“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因为你回来还得使劲挣钱。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这是他一辈子必须实现的梦想，无论如何都愿意为之付出。”苏拉王平说。

带领一支中国团队攀登珠峰，也是苏拉王平十多年来的梦想。在不惑之年，他觉得自己无论是体能、心理还是组织能力都为这场攀登做好了准备。2018年，苏拉王平带领六名登山队员成功登顶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为攀登珠峰做准备工作。2019年4月8日，苏拉王平作为队长，带领15人从成都出发前往尼泊尔，历经四十多天成功登顶珠峰，安全返回。

这支珠峰队伍中，有7名队员是资深的登山向导，身兼高山摄影，另8名则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普通白领、企业经营者等，在攀登珠峰之前，这些普通队员都有至少三到五年的攀登经历，攀登过八千米以上海拔的山峰。他们是普通人，也是多年的登山爱好者，攀登前，必须做足体能、技术、装备、心理等准备工作。

目前攀登雪山有阿尔卑斯式和喜马拉雅式两种方式。阿尔卑斯式攀登通常是小规模的团队，自主完成营地的建设、技术的使用、线路的规划，目前国外攀登者更多选择这种方式。由于登山运动在中国发展较短，大多数攀登者还是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团队协助。作为队长，苏拉王平需要对所有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在不确定的极端环境中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对窗口期的判断和提前登顶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一旦遇到后来的堵塞，不但有可能没时间冲顶，风险指数业将倍增。

攀登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队员险些滑坠，也遭遇了落石，全员登顶和安全回撤非常不易。苏拉王平觉得，不能用“挑战”去形容攀登珠峰这件事：“在自然面前，我们比蚂蚁还小。我们没有办法去挑战它，更多是敬畏自然，敬畏珠峰。我们能够顺利登顶，安全下撤，是因为珠峰接纳了我们。在山上是要靠运气的，否则遇到雪崩，或者被落石砸中，准备工作再充分也不可能成功。”

苏拉王平向第一财经坦言，攀登珠峰的经历无疑是他登山生涯中迄今压力最大、风险最高的一次，特别是山顶落石让他瞬间紧张：“那么陡的冰壁上，被一根绳子牵引，你跑不掉，往上看是一片大雾，不知道有没有更多落石下来，那感觉就像是在等死了。”但也正是这次经历，给了他在后来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勇气：“回到现实生活中，一切困难都不是大问题。我没有生命危险，也不用对别人的生命负责，砸锅卖铁，大不了从头再来。”

世界最高峰，只有一个

苏拉王平一直觉得，语言无法描述攀登雪山的惊险过程以及沿途的壮阔美景，唯一的方式就是用影像记录。

不过，专业摄影师通常并不具备高海拔攀登经验，很难在恶劣地形和气候下完成拍摄，于是，他和川藏队团队成员观摩国外纪录片，自学镜头语言和拍摄技巧。如今，川藏队内有近十位可以在高海拔雪山攀登中拍摄的高山摄影师，还有4名无人机航拍手。从DV拍摄到专业摄影机、无人机拍摄，多年来，他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2019年攀登珠峰前，苏拉王平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把这次攀登过程搬上大银幕：“世界最高峰，它只有一座。我们想让更多普通人能够了解珠峰，看到珠峰上的美景，更了解登山这项运动。即便一辈子去不了珠峰，他们也能够获得攀登珠峰的体验。”

在高海拔地带，电池耗电量特别快，几名队员除了背负足够的氧气，还要额外背负几十块备用电池，全程负重近八十斤；摄影设备在低温情况下无法正常工作，需要24小时贴身，他们需要将机器揣在胸口。除此以外，他们还需冒着双手被冻伤的风险，精准操控无人机。此次拍摄中，无人机最高起飞海拔达到了8800米。可以说，《珠峰队长》是这群民间高山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下来的。

未曾想到，2020年后，疫情持续肆虐，川藏队的登山业务大范围收缩，失去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公司的压力非常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游客出不来，因为医疗设施欠缺的缘故，山区里对疫情防控的要求也更高。我们已经熬了三年了，有时候真的感觉有点熬不下去了。”苏拉王平坦言。

与此同时，《珠峰队长》的前期拍摄筹备和后期制作几乎耗尽了他此前的所有积蓄。他也清楚知道，纪录片受众面较窄，靠票房回本，压力很大。“之所以还在坚持，我想还是因为攀登本身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经验告诉他，一座雪山可以带动山下村庄的经济，解决原住民的生活问题，雪山下的老百姓可以开民宿，当向导，有更多的收入来源。这也是他为此坚持的原因之一。他一直在为疫情结束后的复工做准备，加强团队在专业上的培训。今年是川藏登山队成立的第十九年，登山队最初仅有7名队员，如今已有接近60名高山向导：“他们过去都是放牛的娃娃，农民的孩子，近二十年的经验，让他们成了非常优秀的高山向导。”

“疫情带给大家的影响已经快三年了。对登山爱好者影响也很大，这么久没出来，一定也憋得不行了。等疫情过去，大家可能首先还是得努力工作、挣钱，有钱了才有时间出来运动和登山。所以对我们来说，即便疫情过去了，还会有一段时间的后遗症。”

他对登山运动的前景仍旧抱有乐观态度，认为中国登山群体正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项运动产生兴趣，疫情过去，一定能够发展得很好：“今年冬奥会，国家也大力推动冰雪运动……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好的雪山，那么多的资源。如果当地的原住民和孩子能够有机会学习，从事高山向导等工作，那就能带动更多的人走出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