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那么，县城城镇化是对过去城镇化路径的替代吗？5月9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主办的“中国乡村大讲堂”政策对话中，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李铁认为，不是这样的。

他说，从上世纪末至今，关于城镇化的提法很多，比如小城镇、城市群、都市圈、县城城镇化。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这都是相对平行的战略，而不等于用一个战略去覆盖另一个战略。

针对本次县城城镇化，李铁认为，这是近年来总结城市化经验，根据现实做出的合理调整。

这些现实就包括人口流动状况、农民意愿选择等因素。

李铁提到，人口流入地区只能保证人口就业、获得收入，但不能保证落户。目前，超大城市、大城市均对落户有所限制，而在中西部地区县城落户早已放开，基本不存在限制。与此同时，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高，与户口绑定的子女上学也是个难题。这使得在家乡县城长期定居成为现实、理性的选择。

根据李铁团队对农民工在城市置业的长期调查，十年前在城市有购房能力的外来农民工只占1%，最近两年上升到25%，置业地点主要在县城。李铁称，之所以要进县城，一是为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二是为解决老人养老问题。此次县城城镇化是整个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微妙变化，在县城解决留守子女、农民定居问题，是尊重现实的政策选择，也是一个大趋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看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反映了国家城镇化战略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过去高速城镇化，转向高质量城镇化；二是从过去更多注重异地城镇化，转向关注就地就近城镇化；三是从过去更多重视地级以上城市发展，转向以县城为支撑的城镇化。

转型的背景，需要引起重视。比如，过去多年，中国实行市管县的体制，本来希望市能够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但很多地方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有些地方反而形成“市掐县”。如今，县城数量较多，人口规模也有所扩大，基础设施也在完善，承担着连接城乡的重要作用，是未来吸纳人口的重要载体。

再比如，过去的城镇化出现了大城市、小城镇两极分化的趋势，县城城镇化恰好可以打破两极分化倾向，推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此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近年来在10个省、300多个村庄所做的乡村振兴大调查，农村劳动力愿意就业的地方，县城和县级市是首选，达到33.6%，地级市排第二位。

魏后凯称，既然城镇化战略转型为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那么考虑到过去城镇化从规模来看所出现的两极化，就意味着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过度集中在县城。既要发挥县城的中心作用，同时也要处理好县城与一般城镇之间的关系，防止在县域内出现新的两极化。

关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魏后凯认为，城镇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靠城镇化可以减少农民，这是乡村振兴，也是未来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农民不减少，是不可能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虽然应该走内生型乡村振兴道路，但离不开外力推动，这就需要鼓励资本下乡，一定要让资本跟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不能出现“只有老板赚钱、农民不赚钱”的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认为，就当前中国所处的城乡转型阶段，赞同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不过，需要避免两极化，既要避免原先的单向城市化思维，又要避免将中国城乡转型路径拉回县城。

他认为，就城乡转型的基本规律而言，已经制定的都市圈发展战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