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颇丰的于赓哲可能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年多来，出了两本书，恰好都与疾病有关。去年他出版了《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最近又再版了《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从疾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拓展到更加复杂幽微的“人心”变化层面，某种程度上，也与当前社会对疾病的认识加深相契合。

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于赓哲很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古代医疗社会史。但史料上，两千多年来瘟疫暴发后“十室九空”的记录是程式化的，读起来难免有点隔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尤其是去年西安疫情期间被禁足30多天，令他变成“亲历者”，见证了世间百态，人心千变。

于赓哲说，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大瘟疫发生后不同观点都会涌现出来，相互冲撞的过程中带来社会撕裂，但最后经过多方努力和博弈，都重新走向弥合。“人的观念会变，但人心亘古不变，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能够用来反推古代，古代历史也能用来映照现在，这大概就是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意义。”

中医治本，西医治标？

所谓研究疾病中的“人心”，是指剖析史料中主观意识表达之外的无意识心态。于赓哲认为，从来没有一门自然学科像医学这样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从来没有一门自然学科像医学这样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尤其在只有经验医学、实践医学的古代。在《从疾病到人心》中，他主要从疾病对思维模式的影响等角度，探讨对“人心”的影响，比如士大夫价值观变化、主流文化圈拓展、政治力量介入后在医疗领域内引发的种种变化，试图将传统医学从“科学还是迷信”的争论窠臼中拉出来，尽可能还原中国古代医学的本来面貌。

一说到“科学”，马上就让人想起持续至今的中西医之争。于赓哲提醒，“中医”或“国医”这样的说法出现在清末，是“西医”一词出现后才有的对应概念。他更愿意把欧洲近代医学传入之前的中国古代传统医学称为“古典医学”，认为当古典医学被叫作“中医”或“国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受到西医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医治本，西医治标”“西医擅长治急病，中医擅长治慢性病”是民众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中西医也被简单区别为“标”与“本”、“慢”与“急”。于赓哲说，这些刻板观念和认识差异，都是在西医“压迫”下产生的。其实早在元代至元三年（1266），古人就在医学典籍中记载了“标”和“本”的不同，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很多医书上，也专门列有“急方”和“缓方”。但这些都是古典医学的治疗手段之一，没有附加额外的意义。

有意对中西医做“标”与“本”、“慢”与“急”的划分，是清末西医传入中国后才有的现象。尤其是外科手术和化学药物的立竿见影，使得古典医学的疗效速度相形见绌，中医学界开始回避疗效缓急问题，转而强调中医在慢性病方面的疗效，最后基本退出了“急效”这块阵地。

在于赓哲看来，以西医为视角重新包装、阐释古典医学，就会让其本来面貌被扭曲。

疾病“污名”与文化融合

从历史上的黑死病、天花、大流感，一直到最近的新冠病毒，很多传染病在起源地研究和命名上，都有明显的“污名化”现象。这在中古时期的中国同样存在，当时北方主流文化圈对南方风土的描述中经常提及的“瘴气”，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污名化”，甚至还上升到“瘴乡”这样的地域歧视。于赓哲说，疾病“污名化”背后，是当时中原对边缘地区和少数族群的傲慢与偏见。

所谓“瘴气”，是指当时南方潮湿、暑热环境下特有的疾病，主要是疟疾。历史上，南方底层族群长期被“污名化”，并因缺乏话语权而成为史料中“沉默的大多数”，汉文史籍中有关瘴气的早期记载，全部来自有南方经历的北方人的描述。

最为著名的一个记载，是东汉名将马援南征交趾，班师时“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将士们的悲惨遭遇影响深远，北方主流文化圈对南方形成先入为主的恐惧观念。在唐代，被贬谪的文人的诗歌中也大量出现关于瘴气的描述，同时伴随着漂泊异乡、担忧失去生命的恐惧。于赓哲说，总之，在“天地人混合为一”思想的作用下，中古时期北方对南方逐渐形成了主流与非主流、文明与野蛮的“心理边疆”意识。此后，很多古人都把南方未“开化”地区视为“瘴乡”，这样的称呼甚至扩及北方的蒙古地区。至此，“瘴”就超越了疾病范畴，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歧视符号。

同样，瘴气的“去污名化”是随着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因素出现而发生的。以岭南地区为例，唐玄宗时期开辟了大庾岭道路，中原与岭南的交通得到根本性改善。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量北方民众由此南迁，随着南方地区逐步融入主流文化圈，此后历史记载中对瘴气的偏见也渐渐消退了。

于赓哲说，中古是中国经济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的时期，也是“中国”这一概念不断扩大、主流文化圈不断拓展的时期，这时主流文化圈与南方非主流文化圈之间存在激烈的碰撞、融合。从疾病与“人心”变化的角度看“唐宋变革”，就有了一个由小见大的窗口——“一个个‘污名’产生、变化及至消失转移的过程，不就是主流文化圈前进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