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至7日，我和团队去往成都进行为期5天调研，一方面是走访考察了包括高新博力医院、康福肾脏病医院、武侯三松德森医院等在内的6家独立血透中心，另一方面，是安排好场地，为9月举办的专委会高峰论坛、以及上海血透医护志愿者表彰会做好前期筹备。”作为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委会常务副主委、秘书长的王九生教授，这次跨省出差对他来讲意义重大。
4月初，据第一财经报道，为缓解血透患者的收治难题，在接到上海浦东新区有关部门的援助请求后，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紧急招募；随后的7天内，150余名血透医护志愿者陆续从广东、云南、河南等地赶到上海，经核酸检测、岗前培训后立即投入到具体工作中。
王九生是当时上述医疗队的副总领队，他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为期2个多月（从4月2日晚第一批队员抵沪，到6月6日最后一批队员撤离）的驰援，也带给他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决心，即在超大型城市建立独立血透中心的紧迫性、必要性。
为此，王九生也在近日多次撰文并建议：“独立透析中心的特点是连锁化、社区化、小型化，为患者就近提供透析治疗。由于其体量小、位置相对独立、收治病种单一，在疫情发生之初，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统一规划透析治疗，征用独立透析中心用于分流定点医院的阴性患者;也可根据区域疫情实际，用于分流密接、次密接和无症状阳性感染者。”
而王九生和团队也期望通过一系列实地调研进行深度验证，并将调研成果编撰成《中国社会办透析服务行业发展报告》，给予行业、资本、患者更多参考。时隔数月，第一财经记者对他进行了回访。
“独立透析中心”怎么建
“疫情期间，有数据显示，上海处于透析困境的患者约有1390人，占上海血透患者总数的10%左右。这是由于平日里公立医院的血透室运作已经相当饱和，每日要开设3～4班。”回想当时情形，学医出身、后在医疗公共管理领域钻营20余年的王九生教授不禁有感而发。“当时，除现有公立医院的血透室外，上海还在各区、各医院紧急增设各类应急透析室，仅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管理范围内的医院就至少增设了26个应急透析室。除此之外，我们医疗队也建设了‘透析方舱’，由费森尤斯、达康医疗来作设备投入和对接。”
重点保障好血透患者这部分特殊群体的救治，这无疑在应急、还是日常状态都很关键。那么，除了以血透医护志愿者的方式驰援、并缓解公立医疗机构对于血透患者的救治压力，社会办医的参与能否是一个可行、经济且高效的途径？
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印发血液透析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后，各地陆续建立起一批社会办医下的“独立血透中心”，运作导向则是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与服务模式；新冠疫情的发生下，患者、业界对于建立“独立血透中心”的呼声愈发强烈。
基于此次成都调研的成果，王九生也向记者介绍，事实上，非公医疗机构、企业参与“独立透析中心”的建设，在多个省份已有很好的经验借鉴，“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非公医疗机构在服务血透患者市场中占比约为10%而成都占据了一半（在约有1万名血透患者情况下）；非公医疗机构在江西、安徽的参与程度也较为深入。”
根据王九生和团队的整体规划，“独立血透中心”的建设应该按照“1+N”的格局；详细来说，“1”是肾脏病专科医院，“N”则是独立血透中心，与肾脏病专科医院不同的是，独立血透中心主要应解决血透患者就近、就便透析的问题。
“独立血透中心”涉及哪些成本？王九生为记者测算，根据安徽、江西、云南的经验，“独立血透中心”的一期工程约为1000平米，装修成本约为100万；另包含40台透析设备，造价投入约为400万；再加上房租、医护人力约为10名；整个“独立血透中心”一期工程就可以建成了，一旦投入运营，成本就能陆续收回了。
对于超大型城市，“独立透析中心”应该怎么建？
王九生表示以上海为例，如果平均每个区设计2个“独立透析中心”，以16个区来计算，共32个“独立透析中心（每个中心配备40个透析单元）”就至少能够同一时间为3200名患者提供透析治疗，“应急状态下，这也相当于上海有32个‘透析方舱’可被用于调配，这比在综合医院增设应急透析室更快速、更方便可及，也能有效避免挤兑公立医院医疗资源。”
“独立血透中心”能否实现应急平结合的公共卫生目标？在王九生看来，疫情期间，征收一些社区、非公医疗机构临时做应急血透室的成本很高、周期最短也需要3～4天，如果该区域内拥有“独立透析中心”的话，应急情况下就能立即征用，也为疫情下的患者分流做好精细化管理，“目前，上海有1家独立血透中心已经通过了审批，单施工许可证还在申请中，建设位置就在九院对面，是由费森尤斯投资建设的。”
转向“血透患者”健康服务
谈及下阶段规划，王九生告诉记者，7月末，他和团队还将去到安徽六安、江苏盐城进行又一轮“独立血透中心”建设及肾病健康服务的相关调研，与此同时，王九生也透露，他和团队有望基于目前专委会在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基础建设、各类资源，来筹备长三角肾病专科联盟。
“这也是我们在长三角一体化领域的一个探索，沪苏浙皖无论是人口密度，经济发达程度，抑或是医疗卫生同质化、标准化程度都是国内走在前列的；为此，我们希望长三角肾病专科联盟可以更偏重于产学研落地，比如将‘独立血透中心’的建设落到实处，以及；再比如，区域肾病专家间的带教、和对于血液净化人才的持续培训等。”
王九生也深知，作为公立医院的补充，将来，社会办医、非公医疗机构若要参与透析患者的治疗、救助工作，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要避免功能重叠，进行错位发展。
“目前来看，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非公医疗机构，其在透析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区域之间的同质化水平也很高；但我也在交流了诸多血透患者的过程中体会到，血透患者的治疗其实三分靠治、七分靠养，我们许多肾病医护出来在对患者进行治疗，还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卸下他们沉重的心里负担，告诉他们如何面对‘尿毒症’，如何与‘尿毒症’共生共存；包括后续要进行持续、长期的健康管理，这些往往是需要社会办医、非公医疗机构来衔接的。”王九生举例，比如一些社会办医“独立血透中心”能够由1名医生3名护士来组成患者小组，针对小组内血透患者进行定期健康管理，包括控制饮水、合理饮食，以及如何适当运动和调节情绪等。“这些患者后续管理做1个月不难，难的是如何持续下去，这对透析中心精细化管理、医护人员素质也提出较高要求。”
王九生进一步表示，这次的血透医护志愿者援护结束后，他发现这些来自于非公医疗机构的血透医护人员更团结、凝聚力更强了，“前几日去往成都调研，在当地血透中心还收到了医护人员送上的鲜花，让我内心很感动，他们的参与感强了，对组织的认同感也会更深刻。这从肾病专科领域的整体发展来看是有促动作用的。
但王九生近日也仍然为了血透医护志愿者们“奔走”，“最近，一些前来驰援的志愿者也向我们发来特别请求，他们说，陆续看到了公立医院去上海支援回来的医护都收到了政府授予的证书、荣誉奖章，还有‘乐游上海‘的旅游感恩卡，他们既羡慕又失落，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小小的心愿，我还在向当时的联络组织领导申请中。”
同样在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也组织了32名非公血透医护志愿者前去支援，谈及对于志愿者招募、协调的下一步规划，王九生表示，协会正在建立抗疫志愿者信息管理库，将志愿者的个人意愿、专业能力、熟悉的设备型号等关键信息进行综合的动态管理，这便于在将来应对突发事件时，我们可以建立就近、对口、精准的支援医疗队，以更合理、高效的方式迅速地开展支援工作。
